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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什么监管不到位，是不是怕得罪人？是不是与老板背后有什么猫腻？为什么头顶上有1500万立方米的水，还敢在底下打洞挖煤，这不是在拿矿工的生命赌博吗？按道理讲，这种条件是绝对不能开采的。我们有法，为什么不去管，为什么就不敢管？”8月8日，兴宁大兴煤矿，123个矿工在井下生死不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痛心疾首。
123个矿工终遇难！兴宁矿难的典型性在于集中体现了近年中国矿难频发的规律性问题，大多数矿难事件基本上都存在“三违”的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与无良矿主的利益有关，与当地某些利益集团及某些官员的利益有关。
矿难是如此频繁，最可怕的是，公众开始厌倦此类报道，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条生命消失逐渐习惯。8月19日，农历鬼节，滞留在兴宁的419名遇难矿工家属，在矿井前为浸泡在井底的亲人洒上一杯薄酒。令灾难不断的死结究竟是什么？本篇报道试图解答，谨此为遇难矿工献上我们的那一杯。
为什么监管不到位，是不是怕得罪人？是不是与老板背后有什么猫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划算的买卖
曾云高以250万获得四望嶂矿务局(大兴煤矿前身)价值2.2亿元的固定资产
“曾云高不是黄槐首富，比他有钱的人还有好几个，只不过他们更加隐秘，行事更加低调而已。”在一栋破烂的铁门上生锈的砖房前，黄槐镇人邱华群说。这栋大门紧闭的房子正是其中一个家产上亿的矿老板的老屋，作为一种根的象征，它苍老地留在镇上，主人全家已经搬到深圳了。
尽管如此，在兴宁，仍然没有人怀疑曾云高的财力。就像在矿难频繁的山西，几乎没有人对矿老板一次性买去20辆悍马的新闻感到惊讶。
一个私人煤矿主一夜暴富的背后，是一个国有煤矿从衰败到蜕变的历程。
发生兴宁“8·7”特大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其前身四望嶂矿的雏形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口号中形成的。当年毛泽东曾提出“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兴宁人民以“挖空四望嶂，熔化铁山嶂”的豪言壮语赴诸实践。大锅饭的理想主义激情冷却成一堆灰烬后，煤矿被开决的市场洪水冲向承包制、私人买断、法人责任制、集体买断的命运路口。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东煤炭业面临“生死劫”。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四望嶂矿务局正是在此期间宣告全面停产，当时，矿务局下属的两个煤矿的巷道、通风、排水系统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在1999年7月30日，四望嶂矿务局破产的当天，曾云高以“当地政府指定受让人”的身份，买下大兴煤矿。
当时，这块肥肉让黄槐镇上的私营煤矿主们都眼红不已，为什么最后落到曾云高手上？一个姓邱的煤矿老板曾是曾云高的竞争对手，他为此准备了50万元“打通关节”，但被告知来晚了。曾云高以250万的廉价获得了四望嶂矿务局价值2.2亿元的固定资产，得到了四个矿井底车场巷道、泵房、变电所等矿井内的一切设备，并采取承包经营方式获得煤矿的开采经营权。
这样的买卖全国屡见不鲜。
山西沁水县，永红、永安、侯村煤矿和嘉峰煤炭集运站“三矿一站”改制时，近五个亿的国有资产变成了1250万元，几家民营公司以3750万元买得“三矿一站”75%的股权，到2004年底按股权分红，累计获得利润3.7亿元，平均年收益率达到了300%；山西蒲县，政府“卖一送一”，一个年纳税百万元的煤矿被当作“陪嫁品”贱卖给了一个私企老板；秦皇岛，柳江煤矿中的长城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邢文利占股45%，达460多万元。
通过多种购股方式，一批原来的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拥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元股份，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
在曾云高的发迹史上，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开始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上峰煤矿一位股东说，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曾兼并或“联营”，矿老板要争取什么政策都是由曾云高去出面，然后在将花销平摊在每个矿主身上，“一般的人去跑关系，人家不会买账，实际上，曾成为黄槐煤矿老板的代言人。”
此时，曾的身家据说早已超亿元。兴宁市统计局提供的一个数据是，在1999年改制前，四望嶂矿务局年产煤50多万吨。大径里公司的产煤量如果不少于这个产量，按现在的吨煤市值计算，曾云高一年的收入就有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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