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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马跑却不让马吃草
过去一个通风口有专门的通风队守护，现在私人煤矿连通风口都成了拉煤通道
123条生命在矿难中化为乌有后，人们又重新怀念起原先改制前的煤矿。老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
1999年，参与四望嶂煤矿改制，并买下上峰煤矿的邱先生说，不论从煤矿安全生产设备还是人员配备，都被接手后的私营矿主砍断。“对利益的追逐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既让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矿主们希望到手的是一头能最大限量挤出奶的奶牛。”
邱曾是四望嶂煤矿的工人，干过维护通风设备、瓦斯安全等工作，在他的印象中，“信号房、抽水房”这些曾经需要几个人轮班值勤的设施，私营矿主闻所未闻。在老矿中，单一个通风口就成立了专门的通风队守护，而现在大多数私人煤矿的通风口都当成拉煤的通道了，因为多打一个通风口，就得花费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经费。
“在以前的煤矿，哪怕是一个开关都是用防爆的，都是铝装电缆，而私人承包后，为了节省成本，都改用橡皮膜电缆。”
国营煤矿注重安全知识的培训，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上一堂课，每天还补贴6元。“但这些，甚至没有进入过私营矿主思考范围，他们早想好了理由——谁愿意出这笔冤枉钱，培训后不干了，找谁去？”
“大兴煤矿渗水，原因就在于，他们把隔水煤层也挖走了。”干煤矿的人都知道，这些煤层是专门挡住顶头的深水，一有松动就得赶紧填补，丝毫不能马虎。重庆籍矿工蓝卓洲证实，隔水煤层掉落已有10多天了，煤矿也没有过问，任由矿工将支撑生死的擎天柱挖塌。
“事实证明，曾云高是不懂煤矿开采的，只善于钻营权术。”邱说。
榨干，榨干，榨干。伴随着不断上涨的煤价和开采利润的急剧膨胀，私营煤矿主竭泽而渔的心态几近疯狂。大兴煤矿改制前，生产许可证规定年生产规模为3万吨。但是据事故调查组查实，今年上半年该矿就已经生产了五六万吨煤，是全年设计生产规模的两倍。为了多产高产，该矿每天超标准地大量组织工人下井作业。
我国约有2.5万个煤矿，其中2.3万个是乡镇煤矿，全部由个人承包经营，每年煤矿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中，乡镇煤矿占70%，而重大或特大事故占80%。香港中文大学行政学院王绍光教授统计，现在国有重点煤矿平均每百万吨死1人左右；地方煤矿是5人左右；小煤矿死人将近十七八人。8月22日，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在“2005年广东省安全生产会议”上表示:广东近几年来，事故起数和死亡总人数均占全国的1/10左右，连续几年高居全国第一，带血之煤已经形成。
国有煤矿的安全问题也并非高枕无忧，2月14日，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死亡214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矿难，孙家湾煤矿便属国有。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小煤矿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德军认为:“国营煤矿和私营煤矿都存在对煤矿安全投入不够的问题，尤其是私营煤矿，几乎是一片空白。”
据了解，我国对煤矿安全的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安全生产投入占GDP的3.3%。长期以来，大多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主要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提取，比率要求大于20%，而根据实际调查，不少煤矿安全投入提取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安全投入欠账使投产后的生产项目无法正常运转；或不能健康运行。
“一个很浅显的比方，我花100万去买两个抽水泵，不如节省一半的钱多找几口矿洞。”私营煤矿主、黄槐人邱龙坤说。
“影子股东”
曾云高既是商人，又是政府公务人员，是人大代表，还有个隐蔽身份——警察
“几乎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湖南省娄底市一名处理矿难的官员说。
而像曾云高这样集商人和政府公务人员于一身的还是比较少见。除了兴宁和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身份，曾的另一个隐蔽身份是警察。
“虽然曾云高没有穿警服，但他依然是黄槐派出所的挂职民警。”原四望嶂矿区公安分局一位姓曾的部门领导说，曾云高的警服就是他亲手发的。
1998年四望嶂矿下马，曾云高成了留守人员，负责矿区的保卫和善后处理。2003年，四望嶂矿转制，该公安分局取消，按照有关的规定，曾云高的编制被转入当地公安部门，成为黄槐派出所民警。和曾云高一样，出事的大兴煤矿董事长曾繁金也在黄槐派出所挂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云高是先后提出了《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的兴宁、梅州市人大代表，自家的煤矿却一直没有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又出了震惊全国的特大安全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长、监察部部长李至伦说:“一个证照不全、管理混乱、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企业，居然可以在政府监管下存在数年，特别是在省里已经明令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仍然肆无忌惮地组织生产，以致酿成惨祸，这中间有无腐败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一场矿难往往能带出一系列的腐败问题。
2004年，湖南娄底市掀起了整肃“官煤勾结”的反腐风暴。整肃风暴中，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的县级市涟源，包括该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长和一名煤炭局副局长在内的10名官员被批捕，46名官员受到惩处。
在山西临汾市，51名参与经营或者充当“保护伞”的中共党员干部受到查处。因私开矿问题，一个县的常务副县长被撤职，两个县的地矿局长被撤职，另外一个县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为非法矿主充当“保护伞”，也被撤消职务。
今年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新富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该矿矿主彭国财竟然是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在曾云高的大径里煤矿公司有65个“影子股东”，当地的工商注册登记无法查到其详细状况。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65个股东中，其中有一些身份是入股征集人与集资人代表，也就是说，每个名字下分别代表着一批人，召集人许诺给他们不同的利润与分红比例，他们各自名下还有一本细账。目前，已经归案的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十几名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参与过入股召集事宜。
普通人现金入股主要发生在曾云高入主煤矿初期缺乏启动资金的情况下。演变到后来，尤其是煤炭价格飞涨后，现金入股主要是针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现金入股只是针对这些群体的其中一种象征性方式，更多是以送红股(也称干股)、技术股等形式进行。
大兴煤矿六年多来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能够一直进行开采，与这些股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01年7月广东省政府在一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会议”上，要求对包括大兴煤矿在内的四望嶂矿区的6个煤矿一律关停。但是，这六家煤矿在地方政府的“据理力争”下被保留了下来，从2002年8月以后一直以“试开采”的名义进行开采。
黄槐镇一位姓邱的私营矿主称，他一个星期最起码要请官员吃一顿饭，每次请客都要花费两三万元。“红包小了人家还不要。”
“镇上的煤矿几乎没有一家是五证齐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家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你也只能乖乖顺从，好在煤的利润高，能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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