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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善机构领导人的私人办公室安装一个水龙头就花了999元？新加坡人愤怒了。
事情源于《海峡时报》的一篇报道。该报记者龙丽娴去年4月发表《全国肾脏基金会：颇具争议的超前消费？》一文，援引一名已退休的承包商的陈述：十年前他为全国肾脏基金会(NKF)新建总部装修，在首席执行官杜莱私人办公室卫生间安装过一个价值新币千元的镀金水龙头和一个昂贵的德国马桶。四天后，NKF和杜莱向新加坡高等法庭提出诉讼，起诉新加坡报业控股及其旗下记者龙丽娴诽谤。
新加坡潮湿炎热，肾病发病率相当高。然而，治肾费用一般家庭难以承受，所以NKF在1969年应运而生。这个大型非盈利性慈善机构现拥有20多个洗肾中心，每年服务超过26万人(新加坡人口约为400万)，2／3的新加坡人都为该机构捐资。NKF每年都会邀请到周华健这样的娱乐圈大腕来举行大型电视慈善捐款演出。该机构2003年筹集的善款总额为6819万新元(1元新币约等于5元人民币)。
此案今年7月一开审，就引起了各路媒体极大关注。因为官司的一方，是新加坡最负盛名的慈善机构，另外一方是新加坡一主要传媒集团，声誉都极高。
在首日的庭审上，杜莱强调，他之所以起诉，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极度奢侈的人，不愿意被误解；他本人从未要求在办公室内安装镀金水龙头。他还指出那篇报道含有特殊目的。双方的唇枪舌剑证明了一个事实：那个千元的镀金水龙头最终被一个较便宜但仍然高档的镀铬水龙头取代。从这一点看，报道并不属实。但是，另外一些公众鲜知的事实却逐渐在庭审中浮出了水面。
首先，NKF的2003年财务报告显示，该机构的每一元收入，或许只有九分半用来为病人洗肾和换肾。与此同时，有资料显示，该机构存有高达2.62亿元的储备金，并与某大型保险公司来往密切。更令广大捐款人所难以接受的是首席执行官杜莱所享受的待遇。杜莱在法庭上透露：过去三年来，他月薪2.5万元(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的10倍)。此外，NKF每年给杜莱10～12个月的红利(一个政府公务员一年红利大概是两个月薪水左右)。而且，杜莱被“抖”出同时还在一些其他公司担任董事，领取董事费。辩方律师还进一步透露，NKF名下有8辆汽车及一组司机，杜莱能够随意使用，而他自己的奔驰200型轿车的路税、修理费及维持费用，皆由NKF支付；当杜莱出国公干时，他利用公司所给予的商务舱机票津贴，购买头等舱机票。
这些庭审内容一经曝光，立刻在公众中引发极大争议。大部分民众表示对NKF滥用款项和账目缺乏透明化的管理方式非常失望，一位陈姓受访者表示，他一家人15年来从未出国旅游，却不断捐钱给NKF，现在感到非常寒心。而更多民众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不满，他们中止了每月定期通过银行向NKF捐款。更有人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要求杜莱及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辞职，一天内就获得近两万个签名。
诽谤案进入第二天审讯时出现了戏剧性变化。杜莱在接受辩方律师盘问中途，表示要撤销诉讼，并承担辩方诉讼费。他还承认报业控股针对NKF所做的报道事关公众利益，并非针对NKF和他；NKF是个公共团体，需要媒体的支持与监督。随后，杜莱决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集体辞职，以挽回公众对这个福利团体的信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的夫人也决定卸下NKF名誉赞助人的职务，并对自己在此案审讯期间的言论表示遗憾。她曾说：对一个管理数千万元捐款的慈善机构来说，杜莱所领取的60万元年薪只不过是一粒花生米。就连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出面表示“很明显整个监管制度无效”，并透露将设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NKF事件，将结果交国会讨论是否修改现有的慈善法令。
从NKF事件可以看出，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健康而完整的舆论监督体制，直接关系着这个社会能否自我净化、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当然，如果要使新闻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还要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其主体---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事实上，舆论监督与司法保障追求的价值最终是统一的：社会公正。它们不同的只是途径而已：媒体是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道德来追求正义；而司法则根据公众一致认可的准绳---法律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司法机制中对新闻媒体有适当的倾向性，以保护舆论监督的生存空间。所以尽管《海峡时报》的报道出现了失误，但却没有被判败诉。因为大法官裁定NKF是一个公众人物，应当接受监督，而新闻媒体在报道公众人物时很难做到所有内容都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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