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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年３月，北海边防警方从公馆镇杨屋墩村一地下枪支加工厂搜出一批黑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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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枪制造者追逐的是惊人的暴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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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枪支开放的典型，普通市民都可以买到枪支，图为丹佛一女孩正在把玩她的新手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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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古角在美国纽约执法机关的圈子里颇有名气 |
黑枪之祸
枪患猛于虎！
近几年，犯罪团伙的“武装犯罪”意识不断加强，特别是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非法拥有枪支弹药，持枪作安肆无忌惮，甚至公然对抗执法机关。
他们的枪支主要来源于“地下兵工厂”，青海省化隆县、贵州省松桃县以及广西合浦县是我国的三大黑枪大县。
在这些地区，一支枪的生产成本不过两三百元，几经倒手后竟可卖到上万元。暴利下，人们蠢蠢欲动，农民们白天种地、晚上造枪，甚至全家动员、全寨出动。
当黑枪流向社会，犯罪分子“如虎添翼”，民间纠纷也由拳脚相加、如光剑影骤然升级。
蓝天下，黑枪暗行，何以为安？
黑枪一出，谁与争锋？
以往，民间纠纷的终极表现往往是拳脚相加、刀光剑影，黑枪的出现令冲突骤然升级，就连一些执法人员也因此心生忌惮。
在一些地方，黑枪已非觥筹交错间吹嘘的谈资，更是成为老板间平衡利益、彼此牵制的法宝。
枪袭监督艇
遇袭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那阵突如其来的枪声依然回荡在杜金平和他的同事耳边。杜金平是湖北省团风县海事处的工会主席，7月17日上午7点40分左右，团风海事处接到报告，一艘运输船在武汉新洲大埠水域出现机械故障，请求帮助。
杜金平随即带领5名工作人员驾驶鄂运证12号监督艇前去营救，10分钟后，监督艇行至武汉新洲大埠水域大埠港航管理站。杜金平看到岸上停着4辆车子，站着二三十个人，“其中一个拿着冲锋枪。”因为哥哥在当地人武部工作，杜金平对枪支比较熟悉，他肯定地告诉记者那是一支冲锋枪。
船员邵志伟、涂光国、邵和平等人还表示，他们看到对方手中持有猎枪，“我以为是民兵训练，所以没有怎么防备。”杜金平说。
监督艇开近，对方突然开火，杜金平听到一声枪响，他大呼一声“趴下”，6个人都立即趴在了舱板上，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小艇晃动起来。
因为天热，行驶时，驾驶舱的右侧舱门打开着，杜金平就站在门边，子弹正是从右侧打来的，“后面两枪明显是瞄准驾驶员头部的，幸好我们躲闪及时没有受伤。”
枪声过后，袭击者竟然声称这只是“小意思”，随后乘4辆车沿举水河堤朝新洲大埠方向绝尘而去，6名海事处人员则趴在船舱里很久不敢动弹，事后马上返回海事处码头。
海事处怀疑袭击者来自武汉新洲，立即向团风和武汉两地警方报警。记者看到，停泊在海事处码头的船体油漆留下19处擦痕，而警方勘验发现，现场遗留有钢沙若干、猎枪子弹弹壳1枚。
舆论哗然。“监督艇后面挂着国旗，中间是一个很大的警报器，一看就知道是海事处的船，我做梦都没想到监督艇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袭击。”杜金平心有余悸。
第二日清晨6点，警方刚刚着手展开调查，在举水河大桥附近，仙桃0029号运沙船准备装沙时，驾驶室又遭遇枪击。目击者称，开枪者为两人，分乘两辆摩托车，开枪后朝新洲大埠方向逃窜。
袭击者如此猖獗，当地人心惶惶，“海事处不敢再出船执法。”杜金平说，“我这几天心跳很厉害，没有安全感，无法从事正常的管理。”
民间恐慌更甚，采沙运输船频遭枪击，运沙船尤其是外地运沙船不敢再经过这一水域，而海事处很多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不敢透露姓名，“这些人(袭击者)还有什么事不敢做？他们有枪，我们担心受到报复。”
“7·17枪击案”中可能出现冲锋枪，立即引起全国普遍关注，3天后，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分局向当地媒体发出了《关于“7·17”枪击事件的情况说明》，称通过现场勘验和多方走访调查，枪击认定系猎枪所为，“排除作案者持有冲锋枪和手枪的可能”。
然而，杜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看到对方中有人拿出一支冲锋枪“晃”了一下，很快就藏进了装钓鱼杆用的袋子里。
案发一个多星期后，武汉警方宣布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吴方勇慑于法律威严，于7月25日下午向警方投案自首。
吴方勇，新洲区刘集联合村人，现年20岁，警方称，为争夺举水河的采沙权，团风与新洲采沙人员向来不和。案发前一周，吴方勇等3人在举水河团风大桥玩耍时，团风县采沙人员误以为其是竞争对手，将其打伤。为报复这伙人，吴将家中单管猎枪拿出，来到事发地，将海事监督艇误当成对方的采沙船开了一枪。
然而，记者调查，案件及其背后渊源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团风海事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质疑，“案件就此告破未免草率，很多疑点没有解答。”
暴力争夺采沙权
团风县隶属黄冈市，与武汉市新洲区交接，发生枪击案的举水河正是团风、新洲两地之间的一条界河。
举水河是一条与长江接口的内河，数千年江水冲击，沉积了丰富的黄沙资源，上世纪50年代，举水河曾有零星的黄沙开采，今年才开始大面积开采。枪击案发生与两地争夺举水河采沙利益有直接联系。
举水河距上游的武汉与下游的黄冈都是70多公里，距鄂州只有20多公里，地理位置优越，黄沙销售非常紧俏。夏季正值黄沙挖采的黄金季节，采沙船往往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一艘采沙船一小时可挖沙1000吨，每吨收益七八元，因此效益相当可观，上游新洲与下游团风都对这条“处女河”垂涎欲滴。
6月10日以来，武汉、团风同步放开了举水河的采沙作业。运力就是利润，新洲、团风采沙者为河道运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争群斗使这一段不足18公里的河道鸡犬不宁。
记者从团风县出发，沿举水河岸一路行进，沿途不断看到装满黄沙的运输船，在与新洲交接处发现5条巨大的采沙船停在水面，其中两条正冒着黑烟作业。
这是团风县佳值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沙区，记者看到十多条运输船正守候在采沙船边等候装载。来自江苏的采沙船老大说，因为服务态度、黄沙价格等方面的差异，很多运输船都舍弃新洲，到这里来购沙，因此，新洲沙区的作业受到很大冲击。
新洲沙区于是开始争夺运力，不从外地租赁运沙船只，而是指派地方上一些人到团风县内拦截团风采沙业主租赁的运沙船，每“引进”一条运沙船，获利200元。在利益驱动下，团风县举水河辖区内常发生拦截船只事件。
“常有人从上游新洲方向过来要将在我们这里装载的运输船带走。”这名采沙船的老大说，“不久前，新洲来了一伙人强行拦住一条正在装沙的运输船，硬要我给了他们400元补偿费。”
“7月初的一天下午2点左右，我们正在作业，从上游新洲方向来了一艘运输船，船上有300多个人，都是二三十岁左右，头上扎着红布条，拿着叉子、长矛，还有猎枪、手枪。”
船老大至今心有余悸，“一看对方来势汹汹，我们赶紧停业躲进船舱，这伙人将十几个大鞭炮捆绑在一起，点燃了扔到船上，采沙船的玻璃、价值10多万元的发动机全被炸坏了。”
20多分钟后，团风县20多名武警携枪赶到现场，但行凶者手中也有枪，肆无忌惮持续攻击了40多分钟，直至武警鸣枪警告，300多个行凶者才悻悻“收兵”，开着运输船浩浩荡荡返回新洲。
类似的事情，沙区边上的村庄的村民们表示已经见怪不怪。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说7月6日，在武汉、团风两地公安、水利等部门协调下，两地采沙业主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达成一致：谁引进的船，为谁运输，另一方无权干涉，谁引发矛盾，谁负责任。
至7月15日，团风方面已与浠水、团风等地128条船主达成协议，因为发生暴力事件，运输船更不敢去新洲沙区，新洲方面仅落实了2条运输船。
运力的不足导致新洲采沙业主位于四道沟的作业面全面停产，暴力争夺由此升级，接受记者采访的这名江苏籍船老大整天提心吊胆，他急于转卖采沙船：“对方有枪，连海事处都敢攻击，我一个外地人哪惹得起啊，还是早点回老家。”
武汉警方否认了行凶者所持武器中有冲锋枪的存在，团风海事处一名工作人员抱怨：“有枪有什么好奇怪的，今年湖北破了3起黑枪案件，听说在其他地方，一把手枪四五百元就能买到，一把冲锋枪不过八九百元。”
他所指的是今年年初，武汉警方相继侦破的“1·12”贩枪案、“1·6”贩枪案、新洲高双全恶势力团伙案等3起重特大涉枪案件，共缴获枪支55支。其中“1·12”贩枪案涉案枪支达84支，追回44支，足够装备一个排的兵力，为建国来，湖北最大的一起贩枪案。
“1·12”的案犯多次前往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购枪，武汉、西宁两地警方密切合作，先后在西宁将进货的12人，在武汉将下线的7人抓获。案犯交待，去年9月以来，共贩枪80余支销往武昌、江夏、东西湖及黄冈、荆州等地。
杜金平则百思不得其解，“海事处只是负责航道维护以及征收港务费、航养费和运管费等，并没有介入采沙者的利益争斗，行凶者为何要对我们开火？”
枪影下的纠纷
绵延万里、贯穿数省的长江及其支流蕴藏着丰富的黄沙资源，黄沙的高额利润引来了大批采沙者，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黄沙大战曾导致长江航道堵塞、船舶频繁发生交通事故和河势巨变河床不稳，直接影响长江防洪安全。
自2001年以来，长江各省辖段相继禁采黄沙。为规范长江黄沙开采，国家规定，黄沙开采条件成熟方可开采，2004年，江苏、江西、湖北省相继开禁。行船于湖北一些地区，一艘艘采沙船机器轰鸣，正开足马力大肆开采。据记者调查，早些年，黄沙资源大战引发的纠纷中，顶多是拳脚相加、“刀光剑影”的械斗，近年却隐藏着黑枪的身影。
纠纷不仅发生在采沙老板之间，还发生在采沙老板与村民、运输船之间，但因为黑恶势力的介入，尤其是黑枪的出现，运输船与村民骤然落入绝对的劣势，面对采沙业主的一些行径多是敢怒不敢言。
团风海事处遭遇枪袭是湖北省近年来采沙争斗中的一个极端案件，震惊之余，一些运输船主却表示“罕见，但并不奇怪”。在团风和新洲区，不少人告诉记者，如今，猎枪、手枪等在一些乡镇并不难发现，一些社会人员觥筹交错间总会拿“某某人有枪没人敢惹”来作吹嘘的谈资。
今年年初，武汉警方打掉的新洲高双全恶势力团伙案，抓获7人，追缴仿“六四”式手枪5支、子弹27发、五连发猎枪1支。自去年以来，该团伙在新洲区旧街大肆绑架、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贩卖枪支等作案10起，致使老百姓战战兢兢，民生哀怨。
这个团伙的主要头目高双全等人在2004年6月至8月间，先后两次前往河南购得仿“六四”式手枪7支、六四式手枪子弹105发。
当年8月，这伙匪徒将当地一企业的负责人绑架至新洲火车站附近一所学校，抢劫其随身携带的1万多元现金，并用铁链锁脚、烟头烫背的方式，折磨20多小时后将受害人放走。9月，高双全又指使手下将3个鄂州人骗至新洲旧街绑架，采用跪地、脱衣、铁棍抽身的方式，疯狂折磨达40余小时，勒索3人3万余元。
此案的侦破为当地百姓除去了一患，然而一些运输船的船老大还告诉记者，采沙老板多有一些持枪的江湖弟兄，枪已成老板间平衡利益、彼此牵制的“法宝”，谁有枪谁主动，轻易不敢发生碰撞。
记者曾对盛产优质铁沙的巴河流域进行调查。巴河绵延数十公里，一路流经团风、浠水等地汇入长江，2002年，巴河的宁静也被几个福建采沙人打破，多条采沙船开进巴河罗田段，深掘十几米，将河床翻了个底朝天。
随着近几年国内钢材价格的节节攀升，铁沙价格也随之暴涨。高峰时每吨精铁沙卖到七八百元，而开采成本每吨只有两三百元。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采沙老板和沿线成千上万的村民蜂拥而至。
据有关部门估算，近3年从罗田县挖走的铁沙每年至少有30万吨，产值上亿元。巴河流域流传着的一个个采沙暴富的传奇故事背后却一直伴随着暴力纠纷的存在，
不久前，《湖北日报》曾揭露，罗田县水利局、县矿管局有关负责人都称，该县214条采沙船“绝大多数无证开采”。在河铺镇最多时有100多条采沙船，昼夜作业，河面灯火通明，高峰时，为夺沙几乎天天打架，甚至动刀子。
疯狂的采挖还导致大量农田被毁，提炼铁沙的球磨厂毁田而建，距河堤近百米的农田遭沙丘覆盖。失去土地的农民反映，因为补偿太少，他们与采沙老板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升温。
按规定，采沙至少应离堤脚15米，但是在河铺镇新昌河大桥附近河段，采沙区紧贴着堤岸，整个河段千疮百孔，被翻起的黄沙严重淤塞河道，几乎成了“悬河”。
而这里恰是“十年九淹”的重灾区。该县地处鄂东北暴雨中心带，每一条船都是河道行洪安全的心腹大患。村民也提心吊胆，一旦发水，新昌河大桥及周围河堤很可能被冲垮。
村民们担心家园被毁，却再不敢与采沙业主发生正面碰撞。一个村民告诉记者，他听说，临近某地区，一个采沙老板曾因铁沙与村民发生冲突，结果开枪打伤村民。
在团风，海事处的工作人员对于记者“跟随执法船只登上采沙船采访”的要求面露难色，“万一采沙老板知道是我们将记者带来的，生气了怎么办？”
而在罗田，地方政府曾要求，5月1日前必须将已开采河道全部平整；汛期内所有采沙船停采，撤离河道并锚固；严禁在基本农田和水库工程保护范围内开采，已采的要恢复原状。
虽然大多数采沙船目前都已停采，但河道平整远未完成，仍有一些采沙船顶风作业。
“这些大摇大摆作业的采沙船背景有那么简单吗？！连一些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敢轻易惹他们。”有村民抱怨。
中国黑枪基地揭秘
青海省化隆县、贵州省松桃县以及广西合浦县是我国的三大黑枪基地，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贫困，黑枪制造者共同追逐的都是暴利。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大使7月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打击小武器非法贸易问题，认真落实联合国小武器问题《行动纲领》。近年来，中国执法部门收缴并销毁各类枪支共计400余万件。
“黑枪金三角”：青海化隆
2005年7月6日，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抽调21名民警，经过4个多小时的跟踪和守候，一举将准备非法买卖枪支的犯罪嫌疑人马胡三呢、马么来抓获，当场缴获仿“六四”式自制手枪10支。
在半年多前，由公安部督办、铁路警方全线出击侦办的2003年“12·18”涉枪大案，经过数百名铁警历时近一年的辗转征战终告侦破，此役打掉十余个非法制造、贩运、持有枪支的犯罪团伙，摧毁交叉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域的贩枪网络，成功切断了一条从西北地区横贯中原流向东南沿海的贩枪暗道。此案中有168支非法自制的黑枪从西北流入东南沿海，举国震惊。
近年来，以青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贩枪轴心”已经形成。青海省公安机关10年内共抓获涉枪犯罪嫌疑人2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及零部件万余件，制枪工具千余件，捣毁制枪窝点60多处。2002年破获的一起枪支配件案，从黄河里捞出枪支配件就有1000余件。
化隆，这个青海省东南部面积2740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24万的贫困小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制贩黑枪而日渐闻名。根据公安部门已经破获的案件，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山西、河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新疆、西藏等省区的非法买卖枪支案几乎都与化隆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此地在解放前曾是马步芳的兵工厂所在地，制枪业有“群众基础”。在牙曲滩村，几乎家家都有造枪作坊，造枪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农民们白天种地，晚上制枪。
化隆黑枪大多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支仿“六四”式手枪成本仅二三百元，就地卖给第一道贩子不过几百元，运到西宁则涨到一千多元，而贩运到外省最高可达1.5万元。
过去枪支主要贩卖到牧区，供牧人打猎，现在主要贩卖到经济发达地区，流入到黑恶势力手中，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暴徒则成为涉枪犯罪主体。黑枪涉案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建筑房地产业，为争项目夺地盘，甚至动武火并；二是桑拿洗浴、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雇佣“看场子”的打手；三是一些私设赌场、赌球和所谓的“博彩业”；四是贩毒、吸毒人群，用于保毒资，黑吃黑；五是在商业区域欺行霸市者；六是少部分私人企业主、暴发户的雇用保镖。
有迹象表明，“12·18”涉枪大案告破后，化隆地区的黑枪制造并未收敛。今年1月1日至13日，西宁警方就又连破3起特大贩枪案。
就在1月，重庆警方也告破“11·30”特大涉枪案，警方统计，这起特大贩枪团伙案涉案人员多达81名，涉案枪支多达119支，跨青海、四川、武汉、重庆等地，枪支全部由青海省化隆县黑枪窝点生产，通过租车或者自驾车的方式，从青海运出。
化隆县是一个国家贫困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在全县枪患严重的德恒隆、沙连堡、群科3个乡的19个重点村庄，人均不到4分地，年人均收入不到千元。
当地人试图靠贩枪走上暴富道路，仿制一支“五四”式或“六四”式军用手枪只要不到7天，成本不过200元，利润有数百元左右，半自动步枪更可卖数万元。
自上世纪90年代，青海方面打击非法制贩枪支的行动从未间断，但受暴利驱使等原因，化隆县制贩枪支犯罪活动反而出现了蔓延升级的势头。一些隐藏较深的漏网犯罪分子不仅继续非法制贩枪支，有的还逃到省内其他地区，开辟新窝点。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颁布与实施后，国家对非法制造枪支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为此，黑枪制造者将老虎钳、电焊机等工具搬到储存土豆、苹果、萝卜的地窖。地窖设在前院与后院的墙脚隐蔽处，进退方便，甚至挖了通往别处的地道用来逃跑。地窖里面安装了电灯，而开关设在外面，一但发现可疑人来家串门，外面的人只要拉下开关报信，里面立刻就一片漆黑，停止工作。
“地下兵工厂”非常简陋，造枪者也大多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他们造出的枪支却可谓“精致”，而且造枪的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有的制贩枪支犯罪分子与省外贩枪团伙包括原军工企业内部不法分子相勾结，从河南等地购进原材料、半成品以及造枪工具和技术资料，使自制枪支仿真度和精密度越来越高，杀伤力越来越大，非法制贩的枪支数量越来越多，贩卖流散的地区也越来越广。
“12·18”案揭示出，当地由过去只能制造小口径手枪、仿“五四”式手枪和左轮手枪，发展到制造仿“六四”式手枪、仿微型冲锋枪。最初普遍使用的民用小口径子弹也已经被军用子弹所代替。一般军用“五四”式手枪的有效射程为50米，而这些非法制造的枪支几乎也能达到这个要求，精密度较高，杀伤力也较强。
正因如此，在贩枪黑市中，化隆县出来的枪支颇受“追捧”，标价很高，于是其他地区制的黑枪甚至会假冒“化隆造”。
中国目前仅有两个县有缉枪大队，其中化隆县公安局就下设一个，于2001年成立。2003年11月，化隆县群科镇又成立了公安分局，尽管如此，目前全局民警人数仍只有75名，民警与全县总人口比例仅为万分之三点一，警力严重不足。
而在化隆，无论是制枪团伙还是贩枪团伙，大多是以父子、叔侄、兄弟等血缘或姻亲关系为纽带组成家族式制贩模式，给打击工作又造成了难度。
鉴于化隆枪患的恶劣影响，青海省决定从今年6月10日起至年底，在全省开展一场代号为“利剑行动”的打击制贩枪支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眼下，一场整顿黑枪的行动正在高原腹地如火如荼地进行。
贫困“毒瘤”：贵州松桃
2005年6月，湖南常德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贩枪案，案犯皮学军自2004年11月以来，以每支1500元到4200元不等的价格从贵州松桃县购得仿“六四”式手枪26支、子弹30余发，再以2000元到5000元的价格回常德贩卖。
松桃县位于黔、湘、渝三省市的接合部，多山，地形险恶，交通不便，是贵州省最穷的地区之一，当地老百姓的年收入只有四五百元。
松桃县是我国第二大黑枪基地，因为贫穷，该县为了让小孩上学而造枪、卖枪挣钱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造枪。
自1992年以来，当地民间制贩枪支逐年增多。松桃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1992年至1996年6年间，收缴各种非法枪支8772支，其中仿“五四”式481支，仿“六四”式492支，微冲6支，仿左轮12支，土炮18门。
自1993年，该县销往相邻省县的枪支不下5000支，仅1996年3月10日，湖南怀化有一个人在松桃便买走50支仿“五四”式手枪。
2004年11月25日起，邻近的重庆警方开展了打击涉枪犯罪专项行动，至当年12月30日，收缴各类枪支7186支，子弹3万余发，购买黑市枪支的主要是“操社会”的小青年，有的是为防身壮胆，有的是为倒卖牟利，也有少数人是为了年关抢劫作案。而重庆境内的这些非法枪支主要就是来自贵州松桃。
警方数据显示，当地造枪点在1992年只发现4个，几年后就增加到近百个，人员也增长了5倍多。有的造枪点由单家独户发展至整组整寨专业制贩枪支，制贩人员中有党员、村干部，有不满14岁的孩子，也有60岁高龄的老汉，有“夫妻兵”，也有祖孙三代同上阵的。他们中有的长期以打铁卖铁为幌子，暗底下却以造枪贩枪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由于黑枪的“致富示范效应”，在松桃县制造黑枪的村寨由当初的几个迅速发展至几十个。早在1996年，松桃警方就在大兴镇婆硐、高岩等11个村寨中搜查时发现，有84户农民在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而在大兴镇的毛溪村，最严重时期，22户人家中竟然有21户人家都在造枪。
2001年4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治爆缉枪”行动，松桃县仅在这一年就缉枪5600余支，其中仿真手枪就有100多支。
专家认为，要想彻底根除非法制造枪支的毒瘤，除了要继续加大对非法制造枪支的打击力度，还要加大扶贫力度，帮助农民有正常的脱贫收入来源。这几年松桃县黑枪整顿效果明显，黑枪生产已呈萎缩态势，正与当地注重对“枪民”扶贫有关。
猎枪源头：广西北海
2004年，广西共收缴非法枪支1.1万支，子弹5万多发，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1人。其实，从2000年开始，广西就面临着地下枪支泛滥的局面，涉枪案件一直呈现急剧上升的势头。2003年，广西全境的涉枪案件首次突破了500起，其中近400起就发生在北海市。
2004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海警方查获、销毁的枪支就超过了2100支，枪支的泛滥已经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北海市的合浦县又是涉枪犯罪的重灾区，合浦县百姓单纯靠捕鱼和种田为生，经济发展缓慢。
合浦“黑枪”多数来自离县城80公里外的公馆镇一带。很多人至今仍对10年前公馆镇与博白县的那次械斗记忆犹新。当时有两姓家族因为坟地纠纷，导致几万人的械斗，不仅有大量枪支、手雷上阵，而且双方共有土炮近10门，各级政府调动1000名武警战士，花了一个多月才处理完此事。有人回忆，当时缴获的枪支摆满了一个篮球场，令人叹为观止。
黑枪泛滥之后，北海持枪杀人案直线上升。2003年至2004年的一年内，死伤在黑枪枪口之下的达到了200多人，平均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起悲剧。为了一点口角，兄弟间拔枪相见，只是众多悲剧中的一幕，在北海的涉枪案中，数量更多的还是抢劫和谋杀。
公馆镇的黑枪大多从杨屋墩村流出，这里是北海市制枪最为集中的场所之一，因此也被当地人称为北海制枪第一村。
2005年7月19日，37岁的北海贩枪案主犯陈冠成被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无地可种的农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从杨屋墩贩卖黑枪24支，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军火商”。
北海市警方于2004年3月在杨屋墩村查获5个制枪窝点，它们隐藏在猪舍、牛棚和柴房内，一些村民利用无缝水管制造单管猎枪。警方当场起获25支成品枪支，5支半成品枪和一批枪支部件。这个离合浦县公安局公馆分局只有千米之遥、位于325国道旁的村子，一些村民从2002年起就把非法制造枪支作为副业，将大量枪支卖到周边农村，成为违法犯罪工具。
在杨屋墩村这样一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因制贩黑枪涉案的竟有20多人。杨屋墩的“造枪专业户”杨承夫、杨永报等人自2003年后与陈冠成形成固定的供需关系。在强大的市场需求下，杨氏家族的十几个年轻人加紧枪支生产，连杨承夫56岁的老父亲都加入其中，不仅晚上造，白天也敢在杨氏宗祠里开工。
杨氏兄弟在市场上购买一些水管和木头，送至县城加工，每加工一个扳机开关收7元钱，加工一个撞针底板收费3元，随后，在杨屋墩的祠堂和废旧房屋里，杨氏兄弟对枪支的配件进行打磨和组装。
制造枪支的工艺十分简便，即使从未有制枪经验者，也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掌握制枪基本方法，杨氏兄弟有时一天就可以造好几支枪。在杨屋墩村缴获的枪支所使用的大都是标准的猎枪子弹，在有效范围内，杀伤力相当惊人，甚至超过警用枪械。
黑枪的利润是十分丰厚的，购买一套组装枪支的设备，投入1500元，每个月可以加工至少10支枪，每支成本按100元计，投入资金是2500元，每支枪的销售价格按400元计算，10支枪就可卖4000元，第一个月就能够收回全部成本实现盈利。
在合浦，还有不少人从事倒卖枪支的生意，他们成批从制枪者手中以300至5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枪支，再按长管猎枪每支1500元、短管猎枪每支800元的价格卖出。
黑枪为何屡禁难绝
枪是罪恶的兴奋剂，嗜血者的毒牙，是罪犯负隅顽抗的掩体。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枪，握在正义者的手中，是正义的卫士，一旦与罪恶结合，它是罪恶的帮凶。
血淋淋的涉枪案件
为了解2005年上半年涉枪案，我采访了公安部治安局的有关领导。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公务用枪丢失事件6起，被盗案件3起，被抢案件4起；罪犯持枪杀人抢劫案数百起，自杀事件数十起。总计造成近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这里仅列举最近发生的几例。
4月28日23时许，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前进分局前进派出所民警孙某，从派出所下班回家途中被犯罪分子用钝器击昏，佩戴的六四式手枪被抢走。民警孙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后，没有生命危险。4月29日9时，犯罪嫌疑人杨勇、高海峰被抓获，缴获被抢枪支和子弹。
5月22日3时50分许，农业银行西藏堆龙德庆县德庆乡营业所主任格桑次仁中枪死亡。经查，死者于当日凌晨1时许与其妻子加略在该乡一饭馆饮酒后发生口角。两人回家后继续争吵，随后格桑次仁不顾其妻劝阻，右手持五四式手枪对自己头部开枪。
5月24日17时许，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公安局马路派出所所长沈某配发的1支六四式手枪丢失，枪内装有子弹7发，同时丢失的枪套上有5发子弹(枪弹未找回)。
5月27日4时30分许，西藏拉萨市吉日派出所接到报案，称有人在该所生活区偷盗摩托车，所长次仁立即带领值班民警到达现场，将一名躲藏在院内一辆奥迪车下的犯罪嫌疑人拖出。该嫌疑人立即呼叫同伙持刀前来帮忙。次仁鸣枪示警，犯罪嫌疑人无视警告，强行抢走枪支。抢夺中，一名民警小腿部被打伤。6月5日16时，犯罪嫌疑人江白、班嘎在住处被抓获，同时缴获被抢枪支、仿五四式手枪一支以及假摩托车牌照、假汽车牌照各一副。
5月30日，广西桂林市永福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对本局桃城派出所所配枪支进行检查时，所长黄某正好外出办案，无法检查其所配枪支。电话通知黄后，黄答应于5月31日上午将枪支带到治安大队检查，直到5月31日15时40分，未见黄某到治安大队，治安大队再次电话通知，黄称工作忙一再推迟。6月1日8时，黄某来到县局向领导报称其配带的六四式手枪已丢失，内有子弹7发。
6月14日23时许，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车城高原红卡拉OK厅发生枪击案件。当晚安顺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幺铺镇派出所副所长王黔豫携枪饮酒，在高原红卡拉OK厅与安顺宁谷三监狱民警柴春发生纠纷，王黔豫持随身携带的六四式手枪将柴春枪击致死。案发后王黔豫弃枪逃往昆明，于17时凌晨4时，在昆明警方的协助下，抓获王黔豫。
今年41岁的犯罪嫌疑人李同文，2004年来到青海省西宁市试图“淘金矿”。当地人告诉他：“淘金太费劲，还不如倒枪来得快。一手批发四千多一支，倒一下就六七千了！”李同文心动了。回到河北后，他以“枪械、军工厂”等网名，在家中通过互联网结识了欲非法购买枪支的徐某、张某等人，在青海购买了大量枪支。在飞机和火车安检时，李同文利用法官工作证轻易地避过安检。据目前公安机关的侦破数据，李同文从2004年11月至今年4月，共从青海省西宁市非法购买非军用、可发射以火药为动力的手枪30支、子弹1000发。李同文通过网络，以每支6000至7000元的价格，在北京市昌平区西关环岛、朝阳区健翔桥等处卖给徐、张等人，共获利3万余元。而犯罪嫌疑人徐某则将从李同文处购买的枪支10支、子弹300发，加价至1万元左右后卖给沈某、马某等人。
李同文在网上兜售枪支的帖子，引起了一名四川退伍老兵的注意，他觉得此事性质恶劣，于是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写了举报信。根据老兵的举报，北京市公安局从网上发现了李同文等人的交易事实，并于今年4月18日出击，将在北京交易的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共捕获15人。
6月份以来，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加大边境地区巡逻堵卡和口岸查车验证力度，严厉打击边境地区涉枪犯罪活动。已查破5起涉枪案件，缴获军用枪3支、仿军用枪2支、子弹125发。
从查获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年的涉枪案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枪毒合流，武装贩毒案件比较突出。二是边民私藏枪支弹药现象仍未根除；三是内地人员到边境地区走私贩枪势头不减。
中国缉枪任重道远
1996年10月1日施行《枪支管理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治安部门严格依照《人民警察法》、《枪支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监督、管理枪支(弹药)工作职责，集中开展收缴非法枪支(弹药)专项行动，收缴非法枪支(弹药)，严厉打击涉枪违法犯罪活动。为清理收缴丧失配枪条件主体私藏的以及非法持有的枪支(弹药)，1996年以来公安部开展了5次较大规模的集中整治行动。经过持续地进行全国范围或区域性专项整治，流散在社会上的非法枪支(弹药)明显减少涉枪刑事案件发案呈下降趋势。
1996年至2004年，各地治安部门共收缴非法枪支400.9万余支、弹药2012.9万余发；收缴超配公务用枪16万余支(其中党政干部持有3.6万余支)。2004年发生持枪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和伤害五种刑事案件共计1920起，比2000年的4854起下降60.4%。
然而，目前仍有一定数量非法持有、私藏的枪支(弹药)流散在社会上，极容易生成社会隐患。少数配枪、涉枪单位枪支(弹药)保管设施不完善，值守制度不落实，枪支管理使用不当或受犯罪分子侵袭，造成枪支(弹药)失控，危及公共安全。据专报统计，仅1997年至2004年间丢失或被盗(抢)公务用枪还有750多支尚未追回。
此外，少数地区非法制造、买卖枪支弹药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不仅仿真程度提高，种类增多，而且枪支制造与贩卖分工日趋明显，贩卖数量大，活动更加隐蔽，使公安机关收缴非法枪支，依法查处行为人带来一定的困难。而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与农牧业生产用枪予以保障的需求日益增长，尚未划定猎枪、牧区的部分农村群众在生产或维持生计中非法持有民用枪支，给公安机关日常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枪权”之惑
“如果预期中的受害者带着枪，罪犯更有可能会使用枪械。”
谁该拥有持枪的权利？
在中国和美国，这个问题会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
但是，在不同的枪支管理体制下却又有着一个相同的沉重话题——涉枪犯罪。
禁放之间
2003年，联合国对美国的武器调查显示，美国当年拥有枪支的数量在2.38亿支到2.76亿支之间，已经成为全球公开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数量之巨达到几乎人手一支的程度。这还不包括非法拥有的枪支。
对于枪支的放开，美国堪称典型。美国是唯一将私人拥有武器明定为宪法权利的国家。美国宪法规定，携带枪支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自由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1796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规定：“人民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美国枪械协会会员多达400万，把持该协会的是实力惊人的枪支生产商和经销商。
枪支泛滥的直接后果是枪祸不断，连贵为总统的林肯、麦金莱、肯尼迪和里根也难以幸免。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曾经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每4名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曾受到枪械威胁。自1996年到21世纪初，美国遭枪杀的人数高达3.4万余人。20世纪初以来，在不违背宪法精神的前提下，美国曾出台过很多枪支管理法律和法规。60年代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在强大的压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枪支管制法》，但各州还是自行其是。
与美国方式相反，我国实行的则是严格的枪支管理法。国家严格管制枪支，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持有、制造(包括变造、装配)、买卖、运输、出租、出借枪支。严厉惩处违反枪支管理的违法犯罪行为，凡是违反枪支法规定，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者运输枪支的，都会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1994年8月29日，公安部发布《关于收缴非法枪支弹药加强枪支弹药管理的通告》，在全国掀起了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禁枪大行动。1996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决定于10月1日实施。1996年的《枪支管理法》成为了我国枪支管理的一条分水岭，在此之前对于一些公安、司法部门一定级别的官员而言，配枪甚至是一种待遇的体现。而在1996年之后，公务用枪限定相关人员仅在执行公务时才能持有；而民用枪支的生产、配送、运输则在1996年后基本停止了。大量流散民间的枪支，则是公安部门清理收缴的对象。
谁危害谁
虽然我国政府对枪械的管制非常严厉，但涉枪案件并未被杜绝，甚至呈上升势头。
公开的数据表明，1994年全国发生的持枪犯罪案件比1993年上升25.9%，1995年又比1994年上升19.5%。近年来，特别是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非法拥有大量枪支弹药，持枪作案肆无忌惮，甚至以武力对抗执法机关，公然枪杀民警，使牺牲于黑枪之下的民警已上升到民警牺牲总数的第二位。枪患多次成为社会治安的“热点”问题。
据统计，涉枪犯罪成员在构成上以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和无业中青年居多，涉枪犯罪人员朝着低龄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犯罪团伙“武装犯罪”意识不断加强，涉枪犯罪中团伙犯罪日益突出。其枪支主要来源于“地下兵工厂”，作案涉及敲诈勒索、抢劫、绑架、杀人、伤害、强奸、对抗警察等犯罪行为。
同样是涉枪犯罪，在美国却因为枪支管理的体制差异有着有明显不同。研究显示，美国国民保存在家庭中的“防卫”用途枪支，被用在家庭成员身上的几率比用在侵入者身上高出22%。近几年的家庭“防卫”枪支造成数起校园枪击惨案更是令美国人触目惊心。2000年，美国密歇根州芒特莫里斯镇比尔小学一名年仅6岁的男孩开枪打死了一名与自己同班的同龄女孩，事后调查发现男孩使用的手枪是从家里拿来的，同时警察还在男孩的家里又搜查到了另一支枪；1999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学生持枪打死12名同学和一名教师，然后开枪自杀，枪也是从家里带来的……
美国之所以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其目的在于“使私人有足够力量对抗政府，避免政府这头猛兽的权利滥用”。但是在美国300多年的历史中，并没有什么人能够用自己手中的枪来给政府什么约束，倒是滥杀平民、学生的犯罪分子对枪支用得得心应手。
许多人因为对涉枪犯罪的恐惧，认为枪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期达到一种力量的平衡。然而，美国私人枪支的合理合法性带来的却是更大的恐惧和管理上的高成本、低效率。
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唐纳修有这样一个结论：“如果预期中的受害者带着枪，罪犯更有可能会使用枪械。”
枪不杀人，人杀人
美国枪祸之烈，举世闻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纽约“华裔枪王”来自上海。他不是一个神枪手，而是一个“卖枪王”。
谈到涉枪犯罪，“枪王”说：枪不杀人，人杀人。
来自上海的纽约“华裔枪王”古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喜欢助人的人。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24小时随身带着枪。对于古角来说，枪就是他的命，人在枪在。
在纽约警察和全美持枪者的圈子里，英文名为查理的古角先生声名显赫，被誉为“枪王查理”。在他帮助过的人中，有许多是美国人。
“我认识人很多。美国其实也是一个讲关系的社会。”古角说。包括纽约警察局长在内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枪王”称号的由来，并非因他是神枪手，只因他是“卖枪王”。
坐镇纽约百年枪店
在纽约曼哈顿的小意大利区，有一家著名的乔维诺枪店。上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的古角是这家枪店的总经理。古角今年55岁，上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据古角介绍，他是唯一在美国正规经营枪支交易的华人。
乔维诺枪店只有一个门面，从外面看进去，感觉更像是一个五金杂货店，各种各样的零件摆放其间。店门前的“乔维诺枪店”招牌下吊着一把硕大的手枪模型。古角介绍说，这只是一件复制品，原来的那件手枪模型被纽约市警察总局要走了，摆放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几十年前，纽约市警察总局就在枪店的对面，枪店和总局之间有地道相通。一些警察经常穿过地道来枪店。
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在这个模型枪下留影，甚至有一些旅游机构还专门拉一车车人到这里来拍照。一位美国枪支爱好者在论坛上说：“这把枪总是把我搞得神魂颠倒。”
乔维诺枪店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却是纽约历史最长、名声最响的枪店。1906年，意大利人乔维诺创办了该店，1911年将这家店转卖给了因佩罗托家族，仍沿用旧名。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乔维诺枪店连续28年高居全美枪支销售量榜首。美国的一些枪支杂志曾多次在封面报道乔维诺枪店的业绩。现在的老板是因佩罗托家族的第三代安东尼·因佩罗托。
生意越做越大的乔维诺家族不满足于仅仅卖枪，他们后来又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开办了自己的枪支制造厂。而百年来，不起眼的枪店一直都是乔维诺对世界敞开的唯一窗口。
1990年，古角成为乔维诺的经理，正式坐镇这家百年枪店。一转眼，16个年头过去了。
联合国大会卖枪大高峰
乔维诺枪店地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的纽约。每年9月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各国外交官齐聚纽约，古角说，每逢此时乔维诺枪店都会迎来一个卖枪大高峰。美国允许外国驻美外交人员购买枪支，而且手续十分简便，只要持所在国驻美外交机构的介绍信，就可以直接将枪购走，而且数量不限。古角介绍说，从他到乔维诺枪店以来，接待过的外交官难以计数，来自100多个国家。
今年是联合国第60届大会，很多国家的首脑都将出席，所以销售情况可能会更火爆。古角说，除了外交官、大使和武官外，各国首脑还会有很多保镖。而保镖基本上都是爱枪者，他们很可能会来店里大淘一把。还有，像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国的国王以及王公贵族也会慕名前来买枪。看来，古角是要着实紧张一阵了。
酒香也怕巷子深，乔维诺枪店并不是坐等顾客上门，枪支出口是乔维诺枪店的另一大利润来源。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乔维诺枪店的顾客，装满枪支弹药的集装箱不断出口到国外，在意大利、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警察部门的执法用枪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乔维诺枪店。
纽约当然是乔维诺枪店的大本营。纽约市各种警察和执法人员是枪支消费的大户。除了交通警察之外，纽约市所有警察都带枪上岗，其配枪制度也颇有意思：每年市警察局只给各分局下达购买枪支弹药的预算，具体的采购则由警员们自己进行。因此，乔维诺枪店里整天都有警察来买枪，有分局一次购买数十支的，也有单个警察来买一支枪的。只要有相关身份证和警察证，一名警员要买把枪是很容易的。
而真正购枪的私人用户所占比例不及5%。其中多半是枪迷，为收藏而购枪，因此往往不吝钱财。在乔维诺众多的老顾客中，家里有十支八支枪的不算少数。古角介绍说，美国人买枪大多与职业有关，如现职或退休的警察、军人和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他们从因公用枪，发展到爱枪、玩枪、收藏枪，是很自然的过程。
仅乔维诺一家店，一个月的枪支销售量就有约4万支。而乔维诺总公司去年的毛利是9000万美元，今年有望达到1亿。
枪店“婆婆”多
美国各个州的枪支管理法规差别相当大。古角说，枪支在很多州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如在佛蒙特州，甚至凭驾驶执照就可以直接买枪。但纽约州的管理相当严格，申请买枪资格和随身持枪牌照都需要经过很多程序。
在纽约，申请一张持枪证光是到警察局就至少要跑5次。第一次领申请表，第二次交表并留指纹，第三次交个人各种身份证件，还要有3位与你认识至少7年的美国公民的担保信，并接受警察面谈，然后经过纽约市、纽约州警察部长和联邦调查局的三级审查，确定没有犯罪前科，就可以获得持枪执照。这个过程大约需要6至14个月。古角说，警方的调查非常细致。比如必查的问题之一就是申请枪牌者是否和自己的太太或其他家人吵过架，如果有，则此人申请枪牌肯定没戏。其他可能导致申请不到枪牌的原因还包括酗酒、犯罪史、打架等。第四次去警察局是取持枪执照和买枪许可证，30天内必须买枪，买枪之后还要在72小时内第五次去警察局登记枪号。这才算真正有了枪。
古角介绍说，理论上，个人拥有枪牌之后，就可以买无数支枪。不过实际上，这一权力仍然掌握在警察局手里，因为有了枪牌，还得拿到警察局颁发的“购枪许可证”才行。购枪人要买第二支枪，需要再度提出申请，而警察局则至少半年左右才会批准。
在枪店买枪的时候，购枪者首先要通过一个快速背景调查体系的检测。他们需要填一个表格，里面有20多个问题。填完之后，古角将购枪者的个人信息输入电脑，或者是打电话到警察局，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警察局就会给购枪者一个枪号。每支枪都有不同的序列号。
发生涉枪犯罪时，全美枪支追踪中心可以从现场的蛛丝马迹中判断枪支的序列号。古角说，不仅每一支枪都有一个枪号，而且其膛线也不一样，发射后会在弹壳上留下独特的纹路，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各不相同。警察只要找到子弹壳，送到枪支实验室里，对弹壳进行扫描，就能从每一把枪的弹道档案中找出这是哪一把枪发出的，并能够很快追查出那支枪登记的主人是在哪家枪店买的。
拥有枪并不意味着可以随身带枪。大部分人买枪之后只能放在家里或办公室内，供收藏玩赏或自卫，不能随便带在身上。只有少数有特殊需要的人才能随身带枪，那些有很大生意额的人，比如说每天的现金生意都有五六千美元，可以申请随身持枪。
而如果枪牌上写明你的枪只能在家防身用，你就只能在自己家屋内使用，如果哪天有强盗持枪抢劫，你可以在屋内还击，当然在自家的院子里也可以，但如果你跑出去向劫匪开枪，就会被警方以非法用枪罪起诉。“(枪)在家有效，出门或是出院子了就无效”，古角说。
如果没有枪牌的人犯罪的话，则为非法持枪，很可能定性为一级攻击罪。即使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至少也要坐牢一年。
古角还介绍说，涉枪犯罪的枪支一般由一下几种途径获得。一是从海外或是公海上走私而来；二是购买别人偷来的枪；三是抢的；四是从外州偷运进纽约州的，“因为纽约州的枪支管得特别紧”。
古角说，乔维诺枪店的弹药和枪支用来武装一两个团一点没问题。不过从外表看，枪店里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站岗，也没有纽约许多公共场所常见的安检设备，据说夜里甚至没人在店里值班。这不由让人担心：万一歹徒对枪店下手怎么办？
古角说，有人打劫枪店，就像打劫军火库。为了保障枪店的安全，警方允许古角随身带枪，枪店与联邦调查局也是24小时接线。在枪店周围一共有12架摄像机进行实时监控。枪店的墙实际上是2英寸厚的钢墙。
短枪别在腰间，手里拿着对讲机，古角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状态。店里还有两套警报系统连着警察局，他人在店里时，不必到固定的地方去按电钮，只要对着手里的对讲机喊一声“乔维诺！”全纽约的警察都会知道枪店出事了。他不在店时，监控系统也直通警察局，有自动报警的功能，所以晚上他们并不需要人值班。一次一个小偷晚上破门而入，古角在家里接到警报，不过等他和老板赶到店里时，先到的警察已经将小偷抓到警察局了。每次遭遇大停电或是重大事件时，警方会在几分钟之内赶到枪店进行守护。
枪支是危险品，纽约警方对它的管理极其严格，只要在破案中发现枪店涉嫌故意犯罪，就立即取缔卖枪许可，将其淘汰出局。乔维诺枪店旁原来也有四五家枪店，都因各种问题以及激烈的竞争被淘汰。
对于枪店的管理，古角说“婆婆很多”：从联邦的烟酒军器管理局，到纽约州警察厅，再到纽约市警察总局和各分局(相当于区局)，一共有四级管理。另外消防局、税务局等，也经常来检查，通常是3个月来一次。他们会查一查库存、账本，看看枪都卖给了谁。
枪不杀人，人杀人
美国人对枪支的热爱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据联邦调查局估计，目前大约有2.5亿支枪在私人的手里，另外每年还有500万支新枪被私人购买。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康恩在上世纪70年代曾说：“枪支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美国民间持有枪支由来已久。建国初期大批移民的狩猎和自卫是生存的必需条件，所以持枪的权利写入了宪法，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第三条规定了“人民保存武器和佩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
据新闻媒体报道，美国每年有1.5万人死于枪口下，6.5万人被枪击伤。建国以来，42任总统中有8位总统先后遭遇枪害。枪杀已占美国死因数量的第六位。
古角说，即使是在纽约市，每天都会有人死于枪口之下。那么他有没有因为卖过那么多的枪而内疚？古角说：“枪不杀人，人杀人。”行事低调的古角懂法而且守法，“假如出了一点差错，让枪落到坏人的手里，我就会坐牢的”。
曾经做过记者的古角还建议本文的标题就用“枪不杀人，人杀人”。他说，造成涉枪犯罪的是人，而不是枪械本身；不少美国人认为，警察不能保护公民免受罪犯的攻击，守法的成年人应当持有枪支，他们把枪视为“诚实老百姓对付社会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
枪与笔，闯天下
上海人古角18岁就下乡做知青。他种过田，教过书，修过马路。出国前，古角是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上海的发行部助理。到美国后古角依然选择媒体作为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去了一家华文报纸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美国陆军，并服役12年，官至二等中尉军需官。同时他还兼职当了17年警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也给他日后经营枪支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有时候，他还会临时客串一下保镖、司机等工作。至今，古角身兼三职四职已经有好多年了，直到去年，他才刚刚从警察的岗位上退下来。
古角自称是一个工作狂，被人誉为“Seven-Twenty four”，即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24小时。“在纽约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我没有休息过，没有玩过。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休息，上次回大陆还是12年前的事情。”除了卖枪，古角很少闲暇，在美国生活了20年了，他甚至没有离开过纽约，而在纽约，他甚至没有到过中央公园和昔日高耸的世贸中心。“对于我来说，没有假期，也没有周末。”
刚到美国时古角的日子十分清苦，很少有人会帮助他，“人穷就没有亲戚嘛”。而这一段经历，日后也不断提醒古角多多帮助别人。
当古角遇到了乔维诺枪店的老板，他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古角对枪店老板的一次采访，使得老板特别喜欢他。意大利人一般不太相信外人，更何况是华裔。据说，因佩罗托曾暗中测试他不下百次，确信他办事能力强，廉洁忠诚，才把商店托付给他。现在因佩罗托基本上一年都不会来一次枪店，完全将它交给古角来打理。
除了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外，对待人生，古角还有很深的参悟。对他来说，“人生的目的是造福人类，尽量做善事”。古角先生帮助过很多人，他的自勉有三个词：知福、惜福、造福。知福就是要学会感恩；惜福是要珍惜今天的幸福；而造福则是要行善积德。
古角一生两大爱好：玩枪和写文章。他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手笔杆子，一手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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