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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大后方继续
魏寿昆：冶金学及冶金物理化学家、冶金教育家。我国冶金物理化学学科奠基及开拓人之一。“七七事变”前后，在北洋大学任教。建国后历任北洋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天津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北京钢铁学院教授、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副院长等职。现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中央顾问。
注：北洋大学为天津大学的前身， 1928年，国民党控制的南京政府进行大学区制改革，北洋大学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同年，北平大学区被取消，直至 193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北洋工学院。为表述方便，本版概称北洋大学。
1933年建成的北洋大学工程学馆（南大楼），天津沦陷后被日寇占做兵营。
扛着书箱，随着逃难的人流涌上拥挤的渡船；背着行囊，在黑乎乎的闷罐货车里和同窗一起奔向大后方；拄着木杖，互相搀扶着跋山涉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那能安放下一张平静课桌的地方。也许在这些曾经与国家民族共度危亡之秋的莘莘学子心中这段往事早已成为尘封的记忆，也许在外人看来这远不似投笔从戎来得潇洒，但在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刻，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世人——“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保住这“民族复兴之基本”。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共组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共组西北联合大学，这是教育界在抗战过程中书写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能西南联合大学的创立经过更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但实际上，北洋大学等院校组建西北联合大学的过程同样充满荆棘，北洋师生所遇到的苦难是我们后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成为耄耋老人，想找到一位亲历西迁全过程的见证人分外艰难。在天津大学宣传部、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友会的帮助下，我们几经周折终于与已经 98岁高龄的魏寿昆先生取得了联系，得以亲耳聆听老先生讲述的那段历史。
抗日救亡从未停歇
虽然未能与魏寿昆先生谋面，但电话那端的老先生显然身体很好，讲起话来中气十足，而且思路清晰，对于“七七事变”前后北洋大学及在津各高校师生与日寇进行的斗争历历在目。
魏寿昆：我是 1929年从北洋大学毕业的，去德国留学， 1936年回母校任教，也就是“七七事变”的前一年。当时既要负责北洋大学研究生的培养，还要讲授三、四年级的本科生课程，工作很重，并没有参与太多抗日活动。不过当时学校师生的抗日热情很高，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二九”运动，是北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老先生所说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在 1935年 12月 9日，当时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北平学生率先组织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迅速扩大至全国。天津各校学生群起响应，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这是“七七事变”前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而自“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各校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就从未停歇过。当时，北洋大学成立了华北学生中的第一个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随后北洋、南开、法商等大学和汇文、扶轮等中学又组成“抗日救国请愿团”赴北平请愿。
还有一个情况，可能老先生并不了解，那就是北洋大学的学生自己捐资、自发组织了天津第一个大学生抗日宣传队———“北洋学生旅行剧团”，深入到天津市郊农村发动民众参加抗日。学生们已经认识到“农村是我们民族的主要力量的存储所”，他们呼吁“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应该关心农民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他们的觉醒也就是整个民族的觉醒”。
图书设备荡然无存
谈到“七七事变”，老先生有些激动，尤其对于北洋“一切设备荡然无存”的情况痛惜万分，这几乎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北洋校友的普遍感受。
魏寿昆：到了 1937年的时候，华北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北洋大学在天津的西沽，就是现在河北工业大学所在地，是从北平进入天津的必经之路。当时李书田是北洋工学院院长，准备在西安购地建校，设分院，但最终没有实现。“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两座教学楼成了兵营，抗战胜利后所有设备都不见了。
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书田的建校计划得到先后主持陕西政务的邵力子、蒋鼎文的大力支持，但国民党当局不予批准，并严令平津各校，仪器设备等不准迁移，这直接导致平津各院校在“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据《北洋大学校史》记载，“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二百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 1946年年初，北洋大学校友会天津分会曾提交给重庆教育部一份公函，其中简略介绍了学校情况。“学院中，现有由日返国劳工占化学教室及九十四军一百二十一师三百六十二团占工程试验馆。南北二大楼（北楼即为工程试验馆）外表依旧，内中之暖气及陈设已当然无存。图书馆之建筑尚可使用，图书则全部失散。”在北洋大学档案中有一张抗战结束后整理的“前北洋工学院校产损失估计表”，以 1945年 12月物价计算，北洋大学损失逾 16亿法币。
西迁入陕后不久，北洋大学单独建院，称国立西北工学院，这是建在古路坝天主堂内的西北工学院遗址。
漫漫西迁艰辛入陕
从天津到西安，再转移到南郑，老先生和当时在津的师生一起走过了这条漫漫西迁路，但现如今聊起来，颠沛流离之中的苦难似乎已经为时间所抹平，而保住教育这一“民族复兴之基本”的信念却分外清晰。
魏寿昆：天津沦陷后，当是在津的师生都进入英、法租界暂避，并向政府提出内迁的要求。 1937年年底，北洋师生开始了西迁入陕。当时北洋大学在国内各高校中已算较大规模，在校生 400多人。接到西迁命令的时候，陆路交通已经断绝，大家只能从租界经海路取道青岛，然后经济南、徐州辗转到达西安。我当时跟李书田等人第一批入陕，主要是为了和当地的校友联系解决校舍及学生住宿问题。但因为时间仓促，只能暂时租到一些仓库应急。我们第一批到西安的都没有带家属，他们是跟着后来的几批学生一起过来的。
马恩春是北洋大学 1937年入学的学生，在魏先生之后入陕，他这样描述西北联大初创时的情景：“原三校在西安均无分校，无奈只得借当时已二迁其校的东北大学的部分校舍而开学焉。在东北大学校门左边悬挂着东北大学校牌，右边悬挂着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的校牌。”另外据记载，北洋大学西迁之后经费极端困难，学生借住的宿舍都是大通间、上下铺的架子床。流亡学生很多是孤身来校，衣服、被褥均成问题。不仅如此，由于变起仓促，西北联大的设备、图书全面告急，这使得北洋大学这样的工科类院校几乎走到了只能做“无米之炊”的地步。
1938年 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兵临风陵渡，西北联大师生再次启程迁往汉中。据《北洋大学校史》记载，“ 1938年 3月 16日开始迁校。”“出发前学校按人配发干粮，乃陕西特产‘大锅盔’和咸菜。”“师生先乘汽车到西安站上火车。车厢系闷罐货车，每车中有电灯一盏，灯光昏暗，相对看不清面孔。”“天明时即到达宝鸡。” 1938年 4月 3日，西北联大师生经过艰苦跋涉落脚于城固县、南郑县、勉县，无怪乎西北联大正式开学的时候，李书田回顾平津沦陷以来学校艰难曲折的迁建过程后激动地说：“在我们学界，确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北洋大学西迁大事记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学院被日寇侵占为兵营，食品设备损失惨重。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临大规定各院开学日期为1937年11月1日， 15日正式上课。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兵临风陵渡，由“蒋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出面，命令西安临大向南迁往汉中。
1938年3月16日开始迁校。从宝鸡到汉中500余里，沿途涉渭河过大散关，越秦岭，经黄牛铺、油房沟、凤县(双石铺)、南星、留坝、马道、褒城到汉中。
1938年4月10日，经校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决定，将全校分置在三县六处，即城固县、南郑县、勉县。
1938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
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从此，工学院独立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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