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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抽烟成风的班级
案发前，受害人所在的班级有43名学生，其中男生8人。学生们大多来自镇江本地，外地的学生主要来自淮安和安徽等地。
该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形容他所知道的一些同学是“从来不上晚自习，在校内外打架、抽烟、喝酒、谈恋爱”，这些现象不仅在男生身上有，一些女生并不比男生“差”。即使上课，一些学生也是我行我素，“讲话，打手机，老师拿这些学生一点办法都没有。”“坏学生”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该班第一学期有一名做班级委员的学生表现很好，但在同桌的影响下，第二学期便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坏孩子。
如果说这些只是品行或者纪律问题的话，另一些现象则已经显现了犯罪的雏形。
一个典型且普遍的现象就是敲诈。小华的家人告诉记者，去年的一天，小华和两个小亲戚走在镇江市的闹市区，迎面走过来了同班级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人走到他面前，张嘴就要香烟抽，遭拒绝后就扬言：“星期一我找人在校门口打你。”而该班有学生在课间就公然敲诈别的学生钱，“有个学生被敲诈了五元钱，没给，当场就被打了嘴巴。”
这种现象蔓延到了校外，镇江S技校附近一个商店业主告诉记者，S技校有学生敲诈别校学生，结果引发了两帮学生当街群殴。“抽烟，男女学生在街上搂抱甚至当街亲嘴的现象经常可见。”据这名学生称，就在今年上学期放假前，该校的多名学生冲砸了学校内的小卖部，并将小卖部内已怀孕的女工作人员打伤，小卖部因此关门约一个星期。
学校管不了的孩子们
该校副校长在接受记者的短暂采访中不否认学校的管理存在问题，但他仅仅用了“不是完全到位”来作评价。
他同时抱怨管理的难度：“这些孩子没法管。”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学生上课时捣乱，老师劝说无效后，让学生离开教室，但是学生就是不离开，你说老师有什么办法。”他称，该校的老师们在作出指令性的命令时，会先掂量一下学生会不会听自己的话，“说出去，但学生不听，反而是老师自己难堪。”镇江S技校的另一位负责人举了学生迟到的例子，“有的学生迟到了根本不用经过老师批准便大摇大摆进入教室，顺便还会做个鬼脸，引得整个班级的同学哄堂大笑，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有能耐。”
去年，镇江S技校做出了一个规定：学生每次迟到罚款五元。据说执行这个规定后效果很好，要迟到的学生下了公交车就拼命往学校跑，常引来路边行人驻足旁观，迟到现象得到了遏制。但不久，学生就将此事捅到了媒体，被曝光后学校停止了罚款，迟到现象再次回潮。不能罚款，似乎镇江S技校就没有办法控制学生。据该校的学生称，S技校为了控制学生在校园内抽烟，就罚被抓住抽烟的学生做劳动，但学生“就不去劳动老师也没有办法。”
镇江S技校一负责人称，不轻易开除学生的一个原因是，少了一个学生就少去了一份学费。这无疑为生源紧张的学校所在意，但他强调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孩子们怎么变成这样
该副校长称这些孩子就是“品行有问题”，他认为，“问题学生”恶行的形成大多是在初中阶段。
“不要说一般的普通初中，就连一些有名气的重点初中，也都是抓重点，放弃后进的学生，”他说，应试教育造成的后果是，初中老师关注一些好学生的成绩和表现，全力让这些“好孩子们”能进入重点高中。而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则被放在了没人管的地位，“一些初中到毕业班时，缺课的现象很普遍，对初中学校的老师而言，没有可能进重点高中的学生来不来都无所谓。”初中毕业，成绩不好的孩子考不上重点高中，也考不上有继续深造可能的中专，很多家长并不敢把孩子们放到社会上去，怕孩子们变坏，放在家里却又“十个有九个管不住”，便将这些孩子放进了门槛不高的中技或中专学校。“说是初中毕业了，但实际上一些学生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就是初一的水平。”副校长称，实际上这是些不合格的初中毕业生。
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也被他认为是孩子们变“坏”的一个原因，一名家长认为，“一个班级有几个不好的学生，平时压制着老实的孩子，有时甚至用暴力手段，就逼着他们学坏。同时，表现不好的学生在学校并不会受到处罚，就越加有恃无恐。”
该副校长认为，孩子们现在表现出来的“坏”只是阶段性的一个现象，经过加强教育，特别是这些学生毕业经过社会的磨炼后，“转变的可能性很大。”但4月28日发生案件中的几个被告却没有等到自我转变的那一天，在上学期间就在校园内触犯了刑律，人生蒙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镇江S技校副校长认为这只是个“偶发”的案件。但有此案涉案学生的家长认为，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只是可能不是在教室里发生罢了。”
京口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喻副庭长则认为，此案虽是孤立案件，但案件背后的现象值得深思。9月2日上午，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记者前往镇江S技校采访，正好遇见该校在教学楼前广场上开法制教育公开课，主讲人是来自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院的董露，她正是“4.28强奸案”的主控检察官。一辆警车停在学生所列队伍的旁边，这时学生们看起来老实了很多，但公开课一散，就有学生边走边掏出香烟，吞云吐雾起来。在袅绕的烟雾后面，一张张稚气却玩世不恭的脸若隐若现。
他们是家长眼中的乖孩子
第一被告小云
16岁，一审被判强奸罪成立，需服刑两年，刑期至2007年7月20日
小云的爸爸是个看起来很精干的中年人，他和记者约在镇江市的一个茶馆里见面。
谈话从小云入监前留在家里的一封信开始，因为是未成年人，小云在被捕后与其他几个同案犯一样被取保候审，“信是在她被收监后发现的，藏在了枕头底下。”他说自己看了那封信后哭了出来，但他不愿透露信的内容，只称小云在信中有悔意，并对父母表达了歉意，“我现在不想回忆信的内容，说起来就想哭。”
在父母的眼中，小云是个乖乖女，“初中在乡上镇上的学校读的，成绩虽然不大好，但是老师从来没有说出来一个不字。”入读镇江S技校后，小云每个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只是待在家中，除了到超市买东西，很少出门。家里人以为自己的女儿还是初中的那个乖女儿，所以当女儿犯事的消息传来时，“一家人受到的打击是受不了的。”
小云的爸爸有点后悔当时的选择，是不是不应该把女儿送到镇江S技校去？小云在上了第一学期时曾经向家人抱怨：“这个学校很乱，感觉同学都不像好人。”她要求不上学了，但家人并没有理会，只是告诉她“不要惹事，别人瞎玩，你不要管。”案发前不久，小云一次打回家电话说：“学校又有人打架，110也来了。”家人在不放心的同时，也有些宽慰，孩子看不习惯这些事，应该没有学坏。接到派出所通知时，小云的爸爸自称当时就懵了。
第二被告小丽
16岁，一审被判犯强奸罪，需服刑两年，刑期至2007年7月20日
一审判决后，小丽的家人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父母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第三被告小华
16岁，一审被判强奸罪成立，需服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至2007年1月20日
“小孩可老实了，怎么会这样子？”小华的奶奶说这话时得到了一家人的附和。被用来形容小华老实的一个例子在几天采访中一再被其家人提及：小男孩个子不过1米6多一点，却有170斤的体重，很壮实的他却不敢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每次都要有姐姐陪同。他的家在紧邻镇江S技校的一个小区内，家中很简陋，没有什么摆设，并不是一个经济宽裕的家庭。小华的父亲解释说，自己对一审判决不服却没有上诉的原因就是没钱。小华的父亲从外地来到镇江后，经过多年打拼才让一家人在镇江立足，眼看儿女就快成才，却“摊上了这么一摊既丢人又窝囊的事”。
他形容小华是自己的“一块宝”。小华的父亲是个在外面揽活干的建筑工头，母亲无业，夫妻俩经常在外面的工地上忙活。为了养活这个家，他回忆自己当年是“白天在外面打工，晚上还要到一个一个垃圾箱去捡垃圾卖钱”。他对小华一直灌输的理念是“我们是外乡人，不要惹事。”而当小华犯错时，他会被父亲要求跪在墙边，面壁思过。在小华父亲的眼里，小华一直很乖巧，“如果我在外面干活不顺心，小华会看我的脸色行事，马上把香烟、打火机还有茶水端到我面前来。”被称为“胆小，不惹事”的小华怎么成了一个少年犯，一家人想不通，也一致认为是受另外两个同案女孩的唆使所致。
小华的卧室还保留着他走前的样子，记者在书桌的杂物里发现了一个练习本，这是小华的记账本，小华在上面记着自己的日常开销，在每天的早饭、午饭、洗澡等开销的后面，都有一栏写着“烟”。从账本来看，小华几乎每天都买香烟，价格从4元到7元不等。但这一切，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快报记者言科张大卫
法制教育缺失
酿成的悲剧
在分析这个案子时，南京财经大学从事法学教育的朱彤老师更愿意从教育的角度来观察。
“环境影响了孩子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显然他们选择的是不正确的方法。”朱彤认为，和“问题少年”一样，此案中的涉案者所处的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环境都需要承担责任。朱彤从事刑法研究已有数十年时间，经常见诸于报端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让她印象很深，“这些事情在一些类似于镇江S技校的中专、中技学校，甚至一些生源较紧张的高等院校中，都普遍存在着。”
她认为，这与学校的学习氛围、学生的素质以及学校管理的方法有密切关系，“生源差的学校往往会忽视，甚至是纵容学生违纪以及轻度违法行为”。虽然不一定到刑事犯罪的程度，但一些小的违法中，犯罪的苗头却很普遍，“比如说敲诈勒索，以暴力解决同学间的纠纷，都很容易转化成犯罪”。
同时，未成年人本身对外界事物的认知能力较差，没有形成健康正确的价值观也是另一个主要原因。“此案中，男孩被家庭严厉管教，他可能因此变得胆小怕事，愿意去顺从于暴力或者是胁迫，加之没有正确的法律意识；而那个离家寄宿在学校的女孩，因为没有了家长的管教，如果她自我约束能力较差，所处的学校环境又没有好的氛围，放纵自己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组成，过于严厉绝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家长对孩子心理以及所处环境的正确判断，并加以引导也同样重要。
朱彤认为，一些时候，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们往往想用标新立异去引得别人注意，以藉此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其选择的却不是积极健康的行为。比如抽烟，再比如此案中以暴力去“征服”同学，以获得同学“尊重”和畏惧的那两个女生。从以上这些角度分析，朱彤认为此案的发生并不是偶然。
她呼吁中小学应当对学生加强法制教育，“如果让我评价现在中小学的法制教育，我只能说是做得远远不够，这是肯定的。法制教育并不是要告诉孩子们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而是要告诉孩子们什么是他们容易触犯的法律，什么样的行为已经走在了犯罪边缘，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朱彤替孩子们惋惜，因为无论如何，四个孩子，四个家庭将因为教育的欠缺而面临无法回避，也无法挽回的伤害。
(因涉及未成年人，文中受害人、被告人及在校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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