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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每到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身材魁梧、理着平头、乡音不改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便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官员”。
这位个性鲜明、敢于直言的副部长，在8月29日公开点名批评8省份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不力之后，最近几天，又接连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人民网露面，继续宣讲那个已不再新鲜的话题———国家助学贷款实施情况及政策解读。
其实与国家助学贷款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一条就是“现在的大学学费是不是太高了”。就此问题，本报记者接连几次专门采访了张保庆。
中国大学的收费是否太高
早就有人惊呼：中国大学收的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学费！也有人不停地拿数据说话：现在的大学学费是10年前、20年前的数倍甚至上百倍，认为这是导致贫困大学生绝对人数增加的重要原因。
记者看到，中国农业大学三四名同学当着张保庆的面，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他们的情况大体相似：来自农村或西部边远地区，全家人辛勤劳作1年，全部的收入只有3000元～4000元，如果遇上天灾人祸、父母有病，家庭经济便脆弱得不堪一击。
“中国大学的学费是不是确实太高了？”记者不失时机地逼问张保庆。
沉吟片刻，张保庆点点头，回答说：“是有点高！”
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说，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在教育部工作了26年的张保庆，是分管财务的副部长，中国教育这几十年投入支出的一本账，他是再清楚不过了。让他犹豫的是，这笔账怎么算给老百姓听？
大学收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中国大学的收费真的很高吗？张保庆认为，如果与中国每个家庭的现有收入相比，大学学费确实不低，但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整个投入相比，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头儿。
那么，现在的大学收费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出来的？
张保庆认为，高等教育的成本核算目前还是一个大难题。对教育成本通行的计算方式有两种：一个叫实付制，即当年搞项目所花的钱都要算在教育培养成本里面；还有一个叫权责制，则是要把所有用于支持高校发展，所有与学校有关的费用统统要计算在里面。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
———譬如投资一个项目，建教学楼、科研楼或学生宿舍，是要长期使用的，这个成本当然不能集中在新入学的这一两届学生身上，由他们来全部承担，但具体如何来分解？按多少年折旧比较合理，还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标准；另外，还有校园征地的费用、水电网的铺设、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投入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应该算谁的？怎么个平摊法？
———现有的几千所高校不是今天才平地而起的，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学校建设历年的累计投入，如何偿还？人民币币值的变动，能否计算精确？还有，中国高校目前还没有像企业那样对离退休人员进行剥离，走社会化的保障之路。有些高校离退休教职员工的人数目前已超过了在职人数，学校的包袱背得很重，能够扔给谁？这个成本也不能不算。
———学生培养的成本不一。现在活跃在校园里的，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成教生，各自的培养成本是不一样的；专业不同，学生的培养成本也差别很大。一般来说，医科、艺术、工科的培养成本高，文科相对低一些。学校与学校的差别就更大。清华大学一名本科生1年的培养成本大约为5.2万元，而一般院校的学生，培养费用可能只需两万元左右……
张保庆所言不虚。今年5月30日～31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高校教育财政：成本、入学与学生资助”的国际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王善迈教授就作了《高等学校学生培养成本计量方法探讨》的专题报告，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学生贷款中心主任崔邦彦也是这一课题的直接参与者。
张保庆介绍说，对学费有两种核收方法，一种是按实际成本；一种是按日常的运行成本。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成本计算的复杂性，我们选取了后一种办法。我们对高校生均年日常的运行经费进行过充分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中国高校现在收钱收上瘾了？
然而，人们的实际感受却相差很远，一名学生所交的学费要远远高出3500元这个数。张保庆严肃地说，大学高收费，责任在高校。因为对大学的学费标准，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是不允许乱来的，但是一些高校总是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掏学生口袋里的钱，这是不对的。所以，教育部三令五申，严格控制学费上涨。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掌管着财政大权的张保庆心里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手里也有几笔轻易不敢算的账。
这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突飞猛进，由精英教育一步跨入到大众化教育，在校大学生人数由1998年的340多万猛增到今年的1400万。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学费填充的。高校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不是中国政府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国的高校在办中国的高等教育。”
投鼠忌器的事情也很多。
目前，我国全日制的研究生人数已经超过80万。在一些中央部属的重点高校，研究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本科生的人数。相比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成本更高，而且是里外里都得花钱，对研究生不仅不收学费，而且在科研等其他方面，还要增加经费。张保庆说，关于研究生的收费问题已经研究10年了，但还是不敢轻易出台，直到最近，才选择了9所高校作为试点。顾忌的主要原因在于，本科生收费已经嚷嚷得不行了，担心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
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花费成本最大、周期最长的投资。试算一下，一个人从小学到接受本科教育，需要16年时间，如果再上研究生、博士生，差不多需要20年，加上教育的环境、条件还要不断改善，这些决定了对教育的投入是永无止境的，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制约。
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有两条思路：一是大学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国家包下来，但是依照我们现有的国力，全部靠国家背是背不动的，如此一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只能选择小规模的发展模式，大多数适龄青年只能站在大学校门外；二是国家、社会、学生家长和个人共同分担现有的高等教育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保持一定的规模并持续发展，从而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和愿望———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大学的教育。
这真是一个两难选择，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该怎么办？
张保庆是个明白人。他响当当的话就放在这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以学校乱收费代替政府必要的投入；同时，我们要拼命抓好国家助学贷款这件事，帮助那些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走向自立，这关乎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关乎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才说———“这是个天大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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