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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这个小姑娘是个哑巴，母亲去世至今没有学上。
垃圾村里的儿童
识字改变农家女的生活
7名大学生自发支教穷山沟
垃圾村里的儿童
2005年5月21日，当我们出城走错路，在贵阳市南面约几公里处，发现有许多来自贵州边穷山区的农民守着一个规模不少的垃圾场，依旧从那些来自城里的垃圾里寻找废物过日子。
这个垃圾场大多数是些建筑垃圾及少量的生活垃圾，捡垃圾的人们要捡到能卖钱的东西很少，因此这些人的经济收入十分微薄。他们的房屋是用废物搭建起来的，不但十分低矮，而且在一场太阳一场雨的春夏之交，潮湿、惺臭倒成为成千上万蚊虫的美丽天堂。
垃圾村里的房屋严格说是窝棚，与几百米之外的普通民舍也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这儿没有饮用水，没有照明电，没有生活的基本要素。特别是那些同父母一道在垃圾场的儿童，从他们的脸上手上肮脏的样子，我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颤抖，他们生存的欲望给每一个到垃圾场的人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他们有着良好的心态，甜笑总是多于苦涩。
捡垃圾的人们时时期盼垃圾车拉来兴喜，但对不速之客通常会敬而远之或者用一种眼光凝视和扫射，他们不愿与来人交谈，至少不愿谈及自己的苦楚、身世。凭着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我们深知他们大多数人都曾有过以垃圾为生的奋斗经历。一位中年人说：我们不怕脏，不怕臭，就怕来人干预，这活就干不成了。
历史以来，很多文人墨客都在歌颂劳动人民，以垃圾为生的人们他们不但捡到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希望，而且创造出了时代新词“拾荒族”，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劳动群体，应该说也是我们当今就业择业的又一拓展。只是，如果我们都能给他们一些关注、帮助或引导，他们的日子和处境至少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要好得多。
希望小学
2005年4月，甘肃天水麦积区，图片上这个小姑娘是个哑巴，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他跟着父亲和一个姐姐生活，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所以至今她都没有学上。
5年前，我第一次到西部采访，接触到了“贫困女孩”。那是在贵州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大山沟里，那是一个名字叫王晓丽的9岁小女孩。面对着我，她竭力将一双冻裂了的脏乎乎的小手藏在身后。几年前，她的父亲遭遇车祸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改嫁离开了这个家徒四壁的家庭。从此，孤儿王晓丽只有在年迈的祖母照应下生活。
她的祖母眼睛已经快瞎了，混浊的眼泪浸透着无助的悲伤。我揭开锅盖，锅里只有浅浅的一层稀薄的菜糊糊。老太太告诉我，她们祖孙俩已经有几年没吃过一星儿肉了，因为上学要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学校住校，家里负担不起，所以孩子至今没有上学。
王晓丽一直忽闪着眼睛盯着我，但是无论怎样沟通，她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分手的时候，我给了她一把糖，希望能够给她苦涩的生活增添一点甜蜜……
从此，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挂念，对于如王晓丽那样的女孩子……
2005年的1月至7月，我又走进了这些贫困女孩的生活。客观地看，她们的生活比较前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她们面临的人生困境依然存在。生存、就学、基本的卫生知识、教育都成为她们生活中难以逾越的问题。部分农村家庭抗拒突发事件的能力本来就很脆弱，常常会引起连锁的恶性反应，就像推到的多米诺骨牌，而压在最底层的就是那些贫困家庭的女孩。
忘不了李慧霞那双被泪水蒙住的眼睛。这个18岁的女孩子见到记者就哭了，随泪水涌出的是难言的苦痛和渴望。她家住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镇前街村，4年前的春天母亲离开了人世，留下她和弟弟还有爸爸。她只上过小学4年级，就辍学在家照顾弟弟和爸爸，还下地干活儿。这都是贫穷惹的祸，记者掀开她家的米缸，只有不到10公分厚的小米了，吃的菜只有土豆，家里到现在还欠着20000多元的债。现在，和她一般大的女孩子们念完初中后就外出打工了，而她只能呆在家里走不出去，因为她识字太少，但她太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了，特别羡慕同村那些能出去打工的女孩子们，无奈，“没有文化”就像竖起的高高的屏障，羁绊住了她的腿脚。小小年纪竟然满脸愁苦，她的青丝里竟然搀杂着明显的白发，与她的花样妙龄极不相称。我望着她转身离去的背影，心里烙印下了那双充满渴望和哀愁的眼睛。
忘不了杨努连那副被镐头压着的稚嫩肩膀。这个家住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马坊镇神堂沟村的女孩子今年只有12岁，但几年前就开始下田劳动了。1996年母亲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悲痛，从此以后这个家全靠父亲种10来亩贫瘠的山地度日，年收入不足千元。村支书对记者说，学杂费、住宿费等费用加在一起，一个学生每年需要800到1000元，由于支付不起，小努连的命运只能像黄连一样苦了，她只上过学前班，从此便再没进过学门半步。据记者了解，像小努连这样贫穷而使孩子读不起书的家庭占整个镇的五分之一。
忘不了小女孩们走在上学路上跨越小溪的雀跃身影。几十里的山路对于城市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而对于这些穷孩子，只是他们必须完成的日常“功课”。比起城市的孩子，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们体验的更加深刻。
启蒙教育，让女孩认识了世界，认清了自我。在这样一个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的世界面前，她们渴望学习的愿望，其实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只是生活的窘迫常常束缚了她们求知的脚步。
贫苦的孩子也是善良的，她们珍惜别人赋予的每一份关爱。从2002年开始，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率先倡导发起了“关爱女孩”行动，引起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保障女孩的健康成长，是关乎整个人口素质的提高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社会各界的倾力配合下，从救学救困起步，如今关爱女孩的行动正向着更为广泛的层面发展。关于女孩社会地位及其命运的探讨，也愈加深入。
关爱女孩，就是关注未来的母亲。当一个个陷入苦境的女孩得到拯救，当她们满含泪水又踏进课堂的时候，生活的梦想重新展开翅膀。一项关系未来的社会行动也就开始启动，由此给予贫困女孩们一个生命的支点。孩子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心飞出简陋的教室。
对于那些命运多舛的女孩，我们无法不去挂念着她们的苦痛。希望泪痕从她们的脸上消失，让她们被关爱的阳光包围，让愁苦的心灵依偎在爱的胸怀，让灿烂的笑容重新绽放……
求知的力量
识字改变农家女的生活
贵州省罗甸县地处贵州南部边陲，地形以山地为主，属国家级贫困县。全县15岁-50岁青壮年文盲妇女万余人，占文盲总数的79%。为了提高当地妇女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技能，在全球推动扫盲组织的支持下，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先后两次投资在罗甸举办扫盲班.2005年，该中心在罗甸县举办6个扫盲班,经过半年的学习,8月初已经结业。
学习之前,农家女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读不懂简单的信件，不能计划管理日常生产、生活账目，不能对孩子的学习和教育进行有效的帮助。她们有的人甚至不敢离开家乡半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男性青壮年到城市打工的越来越多，农村妇女也就成为农业生产劳动、治家理财、教育子女的主力。对农家女来说,学习知识对改善生活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两次扫盲，农村女们会写自己的以及全家人的名字；第一次敢在孩子的作业本上签字；第一次敢接听电话并可以帮别人传电话了；孩子生病知道给孩子吃什么药了；第一次一个人敢外出了，因为她们能够看车牌知道怎么坐车了；第一次一个人敢拿着自家的东西到集市上去卖，因为自己学会算账了；种庄稼会施肥了，因为她们看懂农药说明了……这些是她们原先不曾想过的，通过扫盲，她们变的越来越自信了，同时觉得自己的地位也在提高。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前身是全国妇联主管的《农家女》杂志项目中心，2001年注册为非政府组织。自1995年起，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就与多个国际组织合作，先后在湖北枣阳、河北满城、山西左权、甘肃陇西、漳县、贵州罗甸等贫困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扫盲工作，编写出了五本扫盲教材，开办了150多个扫盲班，使近4800多名农村文盲妇女脱盲，同时,还开设了妇女生殖健康知识、实用技能培训，法律知识讲座等课程。在实践中,该中心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扫盲模式，2004年,获得了国际扫盲组织颁发的大奖。
支持的力量
7名大学生自发支教穷山沟
四面层山如锅，学校就坐落在锅底，温度37度。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新中镇杨树沟村小学内，7名来自于河南工业大学信息学院的大二学生在这里体验支教人生。
7人盯着一个馒头看
赵山虎是7人中的“头”，这次支教活动，是他带领大伙选到了这个交通闭塞的山沟里。去年，他们就曾对这个山沟进行了“考查”。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时，他们的小分队选择到巩义市，一部分人去了药监局实践，而他们7个人选择了条件更苦的杨树沟。时间是一个星期。
“7月12号下午4点进山时，没有进山的车，我们从山脚下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到学校。”曹帅说。
尽管进山前他们都有思想准备，但条件的恶劣还是超出他们的想像。“吃饭时，7个人8个馒头，一个一个吃不饱，大家看着最后一个馒头好半天，谁也不好意思吃。”饭是村里免费安排的，他们不好意思多提什么。第二天，赵山虎出山办事，带回一箱方便面，两天后，箱子见底了。
为防蚊叮睡觉不脱牛仔裤
苦难对于这群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才刚刚开始。
“山里的蚊子个真大，跟苍蝇一样多。”晚上吃饭，成群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在头顶盘旋。他们一手拿筷子，一手挥舞着赶蚊子。“来时，我们想每个人带个蚊帐，但怕山里人笑话我们吃不苦，就没带。”赵山虎说。
现在，他们为了防蚊子叮，整天穿着厚厚的牛仔裤，有时晚上睡觉也不脱。
杨树沟村是个缺水严重的村子，尽管7年前，村民打通浮戏山引水进村，但村子人依然是视水如命，从不浪费。“我们7个人，洗澡会用很多水，怕当地老百姓反感。通过在这里生活，我们也认识到了节约用水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苦难往往伴着寂寞。没有音乐、游戏。寂寞时，能做的事就是跑到山顶上给朋友、家人发一通短信。山下信号不好。
小学生感动大学生
让他们最难忘的是山区教育的落后和贫乏。
一次，他们爬山时，见到一个村民，光身上身在提水。后来，当得知他就是村小学的老师时，他们惊讶了。“我们觉得老师是文化的化身，而在他身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同学们的基础都很差，不比城里的孩子聪明，但都很好学。”给小学五六年级教英语的许增昭说，“这些孩子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学校。这让我们很感动。在大学时，我们从宿舍到教室，三四分钟的路，都懒得走，还要骑车去上课。孩子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我们也从孩子眼里看到了对0知识的渴望。”
沈星捧着一部借来的DV，将他们这些天支教的情况进行拍摄，说要等以后做成纪录片在班上播放。拍摄中，更多的是衣着简陋的孩子，端正地坐在课桌前，扯着喉咙大声读书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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