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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玉玺之妻”这五个字一时间成为网上热点，是因为这个名叫王学英的女子和丈夫毕玉玺把贪官夫妻档的掘财之道演绎得更默契。如今，他们一家人共同为之付出代价：2005年3月16日，毕玉玺被法院判处死缓；7月21日，王学英受审，8月下旬，他们的儿子毕波因涉嫌转移赃物，被起诉。
用“百度”在网上搜索“王学英”三个字会发现，王学英的名字前面，几乎都加上“毕玉玺之妻”的字样。换句话说，王学英的“出名”盖因毕玉玺的落马。
翻开最近一段时期的贪官受审纪录，可以发现连同贪官一起被审判的贪官夫人并不多。这往往是因为，一个重权在握的腐败高官在权力鼎盛时期陪伴其左右的往往是情妇，比如成克杰和李萍。但是，毕玉玺却把自己的结发老妻一起拉进了被告席。这并不能证明毕玉玺的私生活是检点的，恰恰相反，调查表明毕玉玺的私生活的糜烂程度一点都不比其他落马贪官逊色。只不过，王学英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没有毕玉玺的权位高，但是工作能力一样的突出，退休之前也是一个堂堂的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抑或说，她被卷进这桩受贿大案恰恰是因为她有一定的社会周旋能力，导致今天白发苍苍却沦为阶下囚的下场。
在中国的反腐败大事记上，毕玉玺、王学英这对夫妻档应该是极具特色的一对。他们的特点也许与一些贪官夫妻档有共同之处，只不过他们把中国贪官的掘财之道演绎得更默契，当然落马时也最痛快。
能力强，助贪本领也渐长
在没有事发之前，毕玉玺应该非常佩服夫人的配合能力。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王学英的起诉书中指出：被告人王学英伙同毕玉玺收受北京市通州宋庄建筑公司法人代表张桂军贿赂23.13万美金。在此项受贿过程中，体现了王学英领悟毕玉玺意图的高度默契。
据庭审中王学英供述：行贿人张桂军第二次送给王学英美元存折的时候，王学英看到存折上的23万美元存款，心生贪念。她收下后告知了毕玉玺，毕玉玺问“已经退了，又拿回来干嘛”？王学英是这么回答的：“你放心，放着也不用，有机会再还给他。”王学英巧妙的回答实际上暗含着这么两层意思：先收下来再说，万一用得着呢；其次，如果你老毕要再反对我立刻再送回去。实际上她是想留下来给儿子备用，看到毕玉玺的反对态度没有那么坚决，王学英就留下了存折。留下来贿赂款，实际上是王学英在贪念上推了毕玉玺一把，这样的“贪内助”实在是名副其实。
翻开王学英的履历可以得知：王学英是上世纪60年代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与毕玉玺是同窗。70年代初就任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团委副书记，后来到中学教书，退休之前是通县教育局的党委副书记。从一名中学教师到教育局的管理者，王学英对官场的规则应该是熟悉的。王学英的升迁肯定与毕玉玺同期的升迁发达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两人的工作履历可以看出来：1984年，毕玉玺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大约在1990年当上县长。王学英则是1987年从通县中学到了通县教育局工作，开始走进教育系统的管理层，官位最高至通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是正处级国家干部，与毕玉玺可谓是“比翼双飞”。在区县能干到这个位置，不仅仅是靠毕玉玺，她自己是有工作能力的。
也正是在丈夫的事业日渐中天的时候，王学英的“贪内助”本领也渐长。1999年9月16日，首都道路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多年任交通局常务副局长的毕玉玺出任董事长，待遇为正厅(局)级。据毕玉玺自己忏悔：2001年，自己的思想彻底扭曲了，开始肆无忌地敛财。每逢过年过节，毕玉玺的家里拜年送钱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这个时候，负责收钱的就是王学英，只不过，这时候的王学英跟毕玉玺配合得更加天衣无缝。据王学英交待：“一般别人送财物时，赶上老毕不在家，不管收没收，事后我都告诉老毕。谁来过了，送了什么，收没收。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老毕的关系、朋友，是冲老毕才送的。我要是不告诉老毕，就不好了，这也是起码的礼仪。”
从王学英的这番话中，也可以看出王学英在毕玉玺多年的收礼过程中已经熟悉了毕玉玺的想法，成为了毕玉玺放心的“家庭出纳”。
王学英突出的一个能力还体现在与行贿人关系上。向毕玉玺行贿的大户之一——通州宋庄建筑公司法人代表张桂军交代：虽然毕玉玺在他承揽工程上帮了很多忙，但见面感谢毕玉玺的机会不多。恰恰是他和王学英很熟，王学英因工作关系经常到宋庄开会，经常到张桂军公司的招待所吃饭，所以他和王学英早就认识。实质上，行贿人经常操作的“夫人路线”在毕玉玺、王学英这里最容易施展开。张桂军又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他送钱给王学英而不是直接给毕玉玺就很顺理成章了。关键是，在张桂军看来，给了王学英就等于给了毕玉玺，这样比直接塞钱给毕玉玺可能更有效果一些。王学英对丈夫帮过谁的忙还是很清楚的，张桂军送钱来，王学英也就很坦然地接受了。
贪内助受贿的家庭动力
除了默契地配合毕玉玺受贿之外，王学英最想做的是给儿子安排好一切前程。毕玉玺溺爱儿子是有名的，他大肆收受贿赂的动因之一也是为了家里这个独子的未来着想。在这一点上，这对贪官夫妻档的目的是非常一致的。
毕波是他们的独子，毕玉玺经常在嘴上提到的“大波”即是。在一些应酬的场合，他特意带着儿子参加，一是为了儿子将来建立各种关系网；另一个目的是给行贿人一些行贿的借口。毕波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去英国留学了。在此期间，王学英常在一些人面前提起儿子在英国留学还要自己做饭等等，行贿人马上心知肚明立刻会奉上贿赂款。
张桂军送给王学英美元存折所打的旗号就是“儿子在英国留学需要用钱”。第一次送18万美元的存折给王学英，王学英虽然想要，但毕玉玺嫌数额太大太惹眼让王学英退了回去。王学英虽心不甘但只好退回去了。结果第二次见到张桂军的时候，王学英就念叨毕波在外国的日子过得苦。一个是有钱没机会送，一个是为了儿子想敛钱，所以一拍即合。王学英想到儿子在外念书，用着方便，实在难以割舍。当王学英把张桂军再次送美元存折的事传达给毕玉玺时，她发现毕玉玺的态度不像上次那么坚决，所以她就更想把这笔钱留下来给儿子备用。毕玉玺也默认接受了。
给子女留下更多的物质保障，是贪官们的贪动力之一。毕玉玺用受贿的钱给儿子结婚花了30万，给儿子买了辆奥迪车花了40万，大方之处可见望子成龙之心切。王学英为了让儿子回国来有事做，要张桂军将已经出租的一处底商转让给自己。张桂军赶紧撕毁与承租人的合同倒赔了一万多元腾出底商转让给了王学英。这对贪官夫妻忙前忙后给儿子张罗前程，可谓费尽了心思，到头来却是把独子也牵扯了进来。这也是老两口万万没想到的结果。
除了共同为儿子敛钱这个目的外，这对贪官夫妻档在其他事情上可能就没那么齐心合力了。毕玉玺在开始大肆收受贿赂的同时，个人的生活作风也开始奢华糜烂。在他收受的一些贿赂中，有些是以酒店的消费卡形式给的，毕玉玺给情妇的笔记本电脑和车，一次甩给按摩师20万都是穷奢极欲的表现。对丈夫的花天酒地，王学英有所耳闻。但是也算从官场中历练出来的她也知道，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男人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这是官场生涯的一部分，所以对毕玉玺的生活作风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只要不太过分她都可以不过问。在某种程度上，毕玉玺腐败更让王学英有了利用丈夫在位时多敛钱的欲望。
追究“贪内助”的法律缺失
王学英被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就一起：伙同毕玉玺，收受张桂军给予的贿赂款美元23.13万元。但是王学英在毕玉玺受贿中体现的作用远非这一起事实所能体现的：在毕玉玺的下属疯狂给毕玉玺行贿时，送到他们家各种形式的贿赂，大多时候是王学英接手的。只不过从法律角度难以掌握更确凿的证据，所以被起诉的犯罪事实就此一项。
实际上这是目前中国刑法中的一大缺憾：在当代反腐败打击力度如此严厉的情况下，一些贪官的“贪内助”在法律责任的追究上却难以开展。因为严格按照现在的司法实践，定“贪内助”们一个“共同受贿”的罪名，要受到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
但是就现在职务犯罪的现象来分析，在行贿人的操作手段上，他们在攻克不下官员的时候，就转而走向了“夫人路线”和“子女路线”。家人的要求成为一些官员的“软肋”，从而开始接受贿赂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由于一些贪内助的推动作用，贪官们可能在犯罪道路上滑得更远，但是贪内助们可能只会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而被绳之以法的机会不多。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夫人们在丈夫面对诱惑开始倾斜的时候能及时地拽上一把，也许就能挽救一个官员，挽救一个家庭，而不是全家人的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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