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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最初的抗战行动主要有哪些？
刘庭华：“九一八”事变首先激起了部分爱国军人的抗击。
起初，尽管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不满日、蒋的东北军马占山部在黑龙江的江桥抗击了日军；黄显声等指挥的军警也阻击日军侵略锦州；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地区袭击日军。
次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蒋光鼐、蔡廷锴和张治中等率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奋起抵抗。
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察哈尔时，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佟麟阁等又率部组成抗日同盟军，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东北人民和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影响下，激于民族义愤，迅速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积极展开抗日游击战。这些抗日武装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70多个县，到1933年时发展为30多万人。很快，抗日的烽火从东北向全国蔓延，给了侵略者迎头痛击。
记者：从全局上看，这些抗战行动的意义有多大？
刘庭华：不论当时每次抗击作战的规模有多大，对全国军民来说都是一种鼓舞。它们的历史意义在于，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在东北兴起的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为雪耻救亡，中国共产党担当中流砥柱
记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刘庭华：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极为迅速，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了全方位的努力。
事发第三天，中共中央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中共中央就分别于9月20日、22日、25日、30日和10月12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了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东北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被极大地唤醒，抗日义勇军等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支援下蓬勃发展，对侵华日军的打击越来越有力。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同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1936年9月，中共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政策。“西安事变”后，我党又确定“联蒋抗日”的方针。最终，迫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改变游移、动摇、妥协、退让的徘徊态度，逐步转向抗日。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坚定地大声疾呼、英勇地带头抗战，才使得全民抗战的局面得以形成，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记者：在“九一八”事变74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中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刘庭华：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九一八”事变给我们、给中华民族、给当代中国的教训和警示，很多、很大、很深刻。我感到，军国主义是战争之源、落后就会国破家亡、没有人民的政权和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爱国主义永远是民族精神的灵魂等经验教训，是最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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