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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凯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对于李洋这起从悲剧到喜剧的事件，有人认为海南省做得对，那是从海南考生的利益出发；也有人认为不对，则是站在李洋个人角度，考试成绩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为什么还要卡他？可以说，两者都有道理，这本身不是简单对与错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人尝试用高考移民的方法考大学，是因为不同省份录取分数线标准不同，造成了机会可能性的差异，于是有人为此提出了公平与否的问题。
高考作为一种政策，应该起到平衡不同利益的作用，使不同利益群从不同机制中得到满足。如果政策本身完善，就不会有此现象产生。
为什么过去没有高考移民？因为我们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发生转型。过去高考录取都是按照计划方式进行，以此来处理不同利益间的冲突。这在市场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完善的市场体制，本身就是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社会结构，要同时保护买家和卖家共同的利益。但是我们高考政策延续了过去计划体制的做法，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本所在。
所以应该探索新的高考录取机制，使不同利益得到比较好的平衡。目前统一全国分数线很难做到，也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良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求证，寻求平衡，从根本上改革高等学校人才选拔制度。
目前通过全国一次性统考进行高等院校的分配，接受教育的方式，只有中国。单纯凭借一张试卷，一个分数，来进行选拔，也是不可取的办法。高等院校录取学生时，不仅仅看分数，还应该综合考察学生的素质，采取面试、推荐等多种方法。我们应该把高考对社会的影响力降到最小，减少社会的敏感心理。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李洋事件在高考录取分数存在差距的客观情况下，有其合理性一面。但从整体上来说，各地区为了限制高考移民，推出了各种管理政策，不然就会造成混乱的局面，我认为也是合理的。高考制度分为考试内容和以什么方式录取两大部分。高考移民，就是由于录取配额制度的不均造成的。造成这种不均，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历史形成的教育差距，高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而像在人口大省，拥有的高等学校数量则很少。既然空间分配不均衡，从公平安排角度出发，由中央财政支持的国立大学就应该面向全国，而不是以本地生源为主。二是最近这些年，重点大学本地化录取招生的趋势见长，最高的可达到70%左右。这一层的公平性问题，往往被大家所忽略。本地化录取趋势见长，由于这些年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学校的政策造成。治本的措施，就是使各地录取率平衡，改善配额制度。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调整比例。对于有些录取配额低的人口大省，可采取用增量部分进行改革，使高考录取率低的大省在几年内达到全国水平。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
如果我是李洋的父母，我也可能有类似的选择。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孩子很无辜。说到教育公平，我认为终点的公平完全不可能实现，起点公平也有难度，最重要的是过程中的规则公平。但即使过去规则不平等，也不能一夜就扭转，只能用渐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理念上要做到平等，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政策不能左摇右摆，要有通盘考虑，要有多方面的参与，要有全面的、历史的角度。
萧今(香港中文大学教育专家)：
高校改革之后，国家较多的钱集中于少数的教育部直属、部委直属院校，更多的国家投资就意味更好的教育条件，所以家长都会倾向于选取这类院校。而且，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一些地方类院校因为缺少国家的投入收费相当高，大大高于教育部直属和部委的院校。我想，这是造成学生上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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