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是哪一个国家的？”
当村里一名十五六岁的孩子这样询问时，54岁的甘肃农民张余斌落泪了：“大山深处的孩子猛然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心窝里就像被猛扎了一刀。”初中文化程度的他深切地感到：农村孩子“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从那一刻起，张余斌坚定了创办“展览馆”的决心，他要让山里的孩子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003年秋天，张余斌在自家院内里创办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展览馆”，开始免费向孩子们开放。
十几年前，他在村里任计划生育专干时，就接触过不少不愿读书、最终失足的青少年。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就因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青年混在一起，吸食毒品，被捕入狱。
张余斌认为，是信息的闭塞、文化的不发达和严重忽视思想道德教育，导致农民及农村孩子法制观念淡薄。
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记者体会到了张余斌所说的闭塞。张余斌所在的阿干镇琅峪村离兰州市区不过50多公里，但位于海拔2800米的山梁上，远离公路干线，崎岖难行。
登上山梁，放眼望去，在大多陈旧的民宅中，张余斌家的房子格外显眼。“如果不是为了办展览馆，我们家不可能盖新房子。老房子太小，展览资料没地方挂，就挂在房梁上。屋子里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不得不考虑建新房子。”张余斌的妻子龙新军说。
扩建后的展览馆分为3个展室，展出的资料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胡兰、赖宁等革命前辈及英雄人物的挂图，以及“两弹一星”、“神舟五号”等方面的宣传画。
“因为地方太狭小，还有资料没挂出来。”据张余斌讲，2003年创办之初，整个展馆的面积不过20多平方米，两次扩建后达到了100多平方米。
“两年来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1万元”，为此，张余斌背上了近5万元的债务。
其实，张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全家的主要收入靠种植百合，每年能卖六七千元。大儿子外出打工，收入微薄；小儿子上学一年还要花掉三四千元。
尽管全家人省吃俭用，但张余斌和妻子仍然觉得“钱不是最头疼的问题”。“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少数人的非议，有人总在背后说风凉话，嘲笑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办这个展览馆。”说到动情处，张余斌哽咽难语。
记者走访琅峪村，有名村民正在自家门前干活儿，说起张余斌办展览馆的事，言语中带着几分不屑：“不清楚他在搞什么。”
“我从没想过回报，边远山区的孩子见的东西太少，建展览馆就是为了让周边的孩子能多受些教育。”张余斌一再申明。
没有官方的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自发的参观者达到了三四千人次。前来参观者的留言是让张余斌夫妇最感欣慰的东西。3个留言簿上记录着许多参观者的感动———
“张老师，你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社会，你让未成年人懂得什么是精神的伟大。”“从这一天起，我觉醒了，懂得了道理。我的生活也变了，变得有了书香味，不像以前只知道玩耍。我已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张余斌夫妇颇为失望的是“周边学校的孩子来得还是不多”。
为了达到让周边的孩子都来看看的“预期效果”，去年12月，张余斌举办了建立展览馆以来的最大一次活动：向周边、公路沿线乃至个别市区小学送出了30多份请柬，邀请学校校长和老师及部分学生前来参观，目的是想让校长、老师们提提意见，共同探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可是，“到了约定的时日，只有两所小学来了人。”他说。
琅峪村小学与张余斌家相距不过500多米，但只有少数学生自发地去过。
被邀请但没回复的阿干镇烂泥沟小学校长郑西专说：“因为远，学生不方便去。如果学生去了，可能心灵会受到震撼。但说到教育意义，学校的教育要比他全面，老师的文化层次也比他要高。”
地处兰州市区的西湖小学的韩延合校长怀疑张余斌办展览馆的现实性：“一个农民负债办展览馆，到底能坚持多久，还得观望。”
对此，甘肃省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负责人张正权说：“甘肃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社会力量很薄弱，可供孩子们寓教于乐的场所实在有限，特别是农村的孩子，节假日更是没地方可去。”他呼吁，社会各界都应来关注和支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多健康有益的校外场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