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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共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符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城市规划的方向在哪里？记者就此专访有关专家。
中国不可能、也没必要有那么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记者：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全国共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景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对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学术上没有明确定义。从性质上，它是以在区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来定义的，是能担负国内外经济结合的桥梁。应该说，北京和上海已在发挥这样的功能了，不过中国不可能、也没必要有那么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像不可能、也没必要让每个城市都拥有民用飞机场。
袁晓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博士)：这明显脱离了我国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实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在金融、交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相当控制力的城市才称得上“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突出表现在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比如伦敦，其银行、股票、期货等金融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这是目前我国的城市无法比拟的。我国城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但结构性、地域性矛盾突出，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
记者：依此标准，我国有哪些城市有望跻身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行列？
袁晓勐：我国真正具备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部分特征的仅有香港、上海和北京等极少数城市。可以乐观地认为，经过若干年努力，我国有一两个城市能够跻身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行列，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也仅此一两个城市而已。
“盲目贪大”的规划暴露出城市规划体制上的弊端
记者：既然很不合国情，那您觉得这么多城市都在勾画宏伟蓝图的原因是什么？
王景慧：原因可分为两方面：从好的方面说，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城市开放发达；从另一方面讲，现在人们某种程度上有些浮躁。很多这样的规划其实是政府提出的，和“形象工程”有关。
袁晓勐：一方面，有些领导主观上贪大求洋；另一方面，也是利益驱动使然。土地是最大的国有资产，城市政府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土地出让；而经济发达地区已几乎无地可卖，唯有将城市“做大”，增加土地供给，才能增加城市财源。
记者：应该还有城市规划体制上的深层次原因吧？
袁晓勐：就此事而言，城市政府的运行成本能否逐步脱离土地收益是个关键。不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就会有搞“圈地运动”的冲动，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干预和扭曲城市规划。当然，“盲目贪大”的规划也暴露出城市规划体制上的弊病。从理论上看，城市规划理念贫乏，人文关怀缺失；从实践上看，城市规划还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片面追求经济目标。
要搞好规划，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重点
记者：中央领导同志不久前指出各地要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点。那么宜居城市的标准是什么呢？
袁晓勐：“宜居城市”是个综合概念。硬件方面包括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达到一定审美价值的城市景观。软件方面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营造。前者是指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就业提供、有效率的政府公共服务和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等，后者是指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治安，有特色的、开放的、多元的城市文化等。
王景慧：我认为这个概念源自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正确处理城市生产与生活功能的理念。
记者：看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居住需要应该是现代城市的首要职能。建设宜居城市，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王景慧：要搞好城市规划，首先就要规范领导人的观念，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许多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考虑到城市规划对历史文化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要争创高效的“绿色GDP”。
袁晓勐：综合考虑城市的规划建设，不能片面地把建设“宜居城市”等同于治理环境或建设文明城市。城市规划不仅要在宏观的城市尺度上设计城市景观和风貌，继承和保护具有特色的文化，培育城市精神，也要在微观的街巷尺度上考虑如何促进市民之间的交流，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公众参与”引进城市规划机制对城市规划意义深远
记者：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近日批评有的城市在总体规划时仍将宽马路、大广场、中心商务区等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您怎么看待这类规划？
王景慧：建广场本身不是坏事，要看广场选择的地点是否靠近城市居民、方便百姓利用。现在，很多广场都建在市政府门前，很有可能就是“形象工程”，百姓很难利用这样的资源。
记者：有的地方把“公众参与”引进城市规划机制，您认为这对今后城市规划的意义何在？
王景慧：城市规划本质上是要弥补市场调节缺失的公共政策作用，是对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调节。加入“公众参与”使城市规划更加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袁晓勐：这对城市规划意义深远。但仅仅“引入”还很不够，有必要在修订中的《城市规划法》中明确公众参与的程序、形式和内容，确定其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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