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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的作品年表里，天津出版的有两部散文集，均出自百花文艺出版社，一部是1963年的《倾吐不尽的感情》，一部是1984年的《愿化泥土》。
记者找到百花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董延梅，是她，41年前和同事一起，促成了巴金在津第一部散文集的诞生。
已经77岁的董延梅，对当年约稿编书的经过如数家珍，每一个细节都刻在她的记忆里，她说，是巴老的人格力量定格了那段珍贵的往事。
1960年4月，巴金任团长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日本访问了一段时间，回国后，他陆续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怀念日本友人的抒情散文，内容大都围绕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表达了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意愿。当时，百花出版社正着手编辑出版国际题材的小开本散文(960×690mm)，看到巴金的文章后，董延梅和同事一起去北京找巴金约稿，她约略记得是在北京的前门饭店见到了巴金。巴金得知来意后，十分谦和，说“我现在写的篇目还不够，等我出国回来再联系”，就这样，董延梅带着企盼回到天津，其间，和巴金通过几次信。1962年底，巴金自己编成的10篇稿子寄来了。
谈及编书经历，董延梅清晰记得几个难忘的细节。因为当时打印设备有限，巴金的书稿都是用钢笔手写的，他的钢笔字写得很大也很整齐，书稿大约五六万字，可是，通读一遍后，问题出来了，文中多次出现的“熟悉”一词，巴金都写为“熟习”，另外还有一些有关日本的提法与当时的政府口径有出入。可是巴金是大作家，责任编辑不敢随便改动，当时身为散文诗歌编辑组组长(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室)的董延梅也不知如何处置，后来经请示领导，决定还是设法指出来以免出版后珠中留憾。给巴金的信写得很艰难，可谓字斟句酌，而且经过编辑部主任和社长两道把关，最后才寄出去。但是，“没想到的是，巴老竟是那样的谦虚，不但表示感谢，而且还表扬了我们的认真作风。巴老在信里诚恳地说，他写的稿子编辑要是不看他就不放心，编辑是他的手足”，董延梅说，这最后一句话，几乎成了出版社的座右铭，激励了几代编辑人。
董延梅手捧两本平装和半精装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像是在抚摸一段岁月，她说，当时这本厚度不过162页的小册子分为三种版本，平装、半精装和精装三种版本，都是桃红色封面，前两种采用纸面，精装本选用的是府绸面，十分考究，只是经历文革后，大部分样书已经散失，她只是从出版社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本平装本，又从同事手中求来了一本半精装本。
让董延梅遗憾的是，虽然和巴金有过两面之缘，但是，那时不时兴合影，所以她没有一张与巴老合照的相片，更痛心的是，她和巴老的通信，文革期间全部散失，至今手中已无一纸。董延梅还介绍说，那时，编辑给作家写信，不能以个人名义，只能按组织口径寄出，而且要加盖公章，她写给巴金的信只是在底稿上留下了“董延梅拟稿”的字样，“但是，和从巴老身上获得的做人的态度相比，那些形式的东西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董延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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