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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走了。这位深深自责几十年忏悔几十年的世纪老人，终得大解脱。
正如巴金的活着，已经是超出个体生命意义的符号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样超越一般的生死，成为一场蕴涵丰富的公共事件——从人们纷纷的缅怀语辞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巴金，如同一块无所不包、人人可挤的思想海绵，诸多人借巴金争相阐述“社会责任”、“文学良知”、“忏悔勇气”等概念；更有许多人在借着肯定巴金的机会，表达自己对“讲真话”这一文学良心的忠诚追随，对自己作着或直白或曲尽其意的肯定。
巴金得到了无上的赞誉。在一个忏悔了几十年，对自己始终不愿意宽恕的老人灵前，这样众口一词，令人微微感觉到一种郁闷——这样的赞颂，难道真是巴金老人愿意听到的吗？所谓“盖棺论定”，对巴金这样的智者、勇者来说，我想，倘其在天有灵，他愿意听到的肯定是更为中肯的评价，而不是有溢美之嫌的谀词。当然，在以“逝者为大”、“为逝者讳”的社会传统中，这样的赞颂是符合常情的。但具体到巴金老人身上，却未免是对其度量和智慧的小觑。
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决不是为了表演而忏悔的。对一个真诚的忏悔者，他所需要的也不仅是赞颂。忏悔不只是为了告慰自己的心灵，更希望更多人及至整个社会共同的反思——不是以中庸姿态作“适可而止”的安慰，更不需太多赞颂。对忏悔行为的过度赞颂，势必将忏悔轻佻化、戏剧化、庸俗化，冲淡忏悔中所包含的那些真诚。
我们必须注意这么一种滥俗的倾向：就是将赞颂巴金，当作一种“表态”，当作一种标榜。赞颂巴金与否，不是、也不该是区分所谓“文学良心”的试纸。赞颂别人的忏悔，决不能等同于自身的忏悔。
文学的良心和勇气，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标高。没有自嘲勇气的文学，不仅无法拯救更多的心灵，甚至有可能将一些心灵引向肤浅和堕落。李敖写道：“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真正的文学家，最应该的姿态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巴金是中国那段特殊动荡时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标本之一——他不同于沈从文式的埋头故纸堆一言不发，也不同于老舍等人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经真诚地写作，也曾经违心地“批斗”，最后又回归真诚的忏悔。可以说，勇敢地对巴金一生的悲喜剧进行反省，其实也是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反省。从巴金老人后半生的心路历程看，这样做非但没有丝毫对巴老的不敬，甚至还是对其的大敬。
所以，巴金的解脱，不是生者的解脱——相反，面对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许，自觉是以文学为使命者，都应该以巴老为鉴，对自己的作品和良心进行一番回视内省。比如，在当前这个商业文化泛滥的时代，自己是否坚守住了文学的贞操？是否如巴金一样务求“蘸着心血写作”？对世人世事，是否抱着一种大悲悯的态度观察，像巴金一样“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勇作“人类苦难的歌人”？
这样的充满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对巴金老人最好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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