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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全台湾到处都是五彩牌楼
周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我1920年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市东门外。我的小学在“公学校”念，与日本孩子上的“小学”有很多差别，我后来才知道那叫“种族歧视”。
公共汽车上，如果有日本人，台湾孩子都躲得远远的，如果谁不小心碰了日本人一下，他们会怒斥，“痴扬哥啰（即亡国奴）！走开！”如果在学校讲闽南话，日本教员“啪、啪“两个巴掌就打过来。客观现实告诉台湾孩子：在日本人眼中，台湾人属于劣等民族。
1930年，高山族人民起义当天，妇女把最漂亮的花插在头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拥抱着跳下百丈悬崖，为了让抗击日本人的丈夫、兄弟没有后顾之忧。
14岁，我小学毕业，上不起中学。泥瓦匠、挑卖郎、包装工……什么活儿都干。当时大工厂的厂主都是日本人，台湾人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完全瘫痪。10月25日那一天，全台湾到处都是五彩牌楼，锣鼓喧天、舞龙舞狮。我穿着母亲从箱柜翻出的长衫，大摇大摆地出门。“我是中国人！”台湾人又找回曾经的志气。
18岁我成为台湾义勇队队员
郑坚，曾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1927年，我出生在台湾彰化和美。父亲因为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街头演讲活动，遭到日本当局的通缉，他就逃回大陆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日据时期，台湾人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清国奴”，我上“公学校”的3年，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说的是日本话。1937年春，卢沟桥事件前夕，父亲将我们从彰化接到厦门，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但是1938年日本占领厦门后，我们全家就在闽南一带过上了流亡生活，我剩下的3年小学，换了8所学校。
1939年，父亲参加了李友邦将军在浙江金华成立的台湾义勇队，这是台湾同胞在大陆成立的抗日组织。台湾义勇队的部队番号是“复疆”，因为台湾同胞已经意识到，孤立反日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救台湾，先要救祖国。
1945年春，我也成为台湾义勇队的一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代表该组织在龙岩、泉州一带从事扩招队员的工作。到10月25日祖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前，台湾处于政治真空期，爱国乡亲自动成立“社会服务队”，维持社会秩序。
光复初期，台湾人学习国语很积极，从大学教授到小学学生，都要从拼音字母学起。由于我在大陆接受了国文教育，虽然高中没毕业，但也到彰化女中做了一年国语教员。1946年，公费保送100名台湾学生到大陆知名大学读书，我成为厦门大学的一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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