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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起点”的深刻内涵
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清醒地认识到，今后五年既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并存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认为，在这一关键阶段，我们必须抓住可能面临的战略机遇：消费结构正在升级，住行需求迅速扩大，经济发展的空间大大拓展；产业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迅速展开，这些发展都会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城市化也在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形成巨大市场需求；全球化迅猛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加快自身发展。
同时，我们也会遇到诸多问题：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多元化的发展，社会矛盾不容忽视，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工业化加快，也会使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贸易摩擦也大大增多……
一切表明，我们处在很重要的关口，可能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前途。战略得当，我们就能趁势而上，实现既定目标；战略失当，就会延误发展时机，甚至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对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可喜的是，中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保持了十分清醒的认识，并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组成员刘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的《建议》用了一句话，‘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话说得非常乐观、非常自信，就是说未来发展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科学发展观引领“十一五”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在确立科学发展观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由理念转化为实践的第一份五年‘路径图’。”
“规划主要是把现在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重点、执政方式固定下来，其核心意义可以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步骤。”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博士如是说。
此次建议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对此，王一鸣认为，这次全会提出“科学发展”，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从以前的增长转到发展，再从发展转向科学发展。我们不仅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科学发展也是硬道理，惟有科学发展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胡鞍钢告诉记者，当前中国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发展速度的问题，而是要明显改善发展质量的问题。“十五”时期，中国没有摆脱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另外，我们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断拉大，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教育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发展还很滞后。因此，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
为了使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十一五”时期要坚持六个“必须”的原则：必须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专家指出，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还需要一整套体制与机制作保障。刘鹤指出，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利益环境、市场环境，使企业、各级政府、每一个市场的个体能够沿着新的轨道不断前进。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涉及改革的一系列任务。所以，《建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特别强调着力推进改革，一定要花更大的气力在关键的领域使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专家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对此，海外媒体评论说：中共对发展之理念的思考更加深邃，对发展的最终目的更加清醒，对社会问题采取的策略更加主动，自省、调节、提高的执政机制更加成熟。
以人为本凸显执政新理念
国计当为民生。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主张。
“十一五”规划比以往更加关注民生。《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胡鞍钢告诉记者：“‘十一五’规划中8个指标，其中就业、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会指标就占了5个，经济指标只占了3个。这个信号说明，‘十一五’将告别过去以GDP挂帅、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
辛鸣进一步强调，综观近年来经济的发展，相当比例的社会民众并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十一五”规划的出台，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
专家指出，当前，城乡差距不仅使众多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同时也使城镇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激励机制造成了国民收入的分化，而一些地方政府政策的偏向则加剧了这种分化。
胡鞍钢分析认为，“穷人经济学”将是“十一五”规划的理念之一。未来五年，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说：“‘十一五’期间，政府将从宏观政策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舆论分析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民生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大新提法彰显规划新亮点
综观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我们发现有不少新提法、新概念。这些崭新的表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建议》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表述，格外引人注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转变的、统领全局的新提法。联系到中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我们就会认识到其所指：一个是，以往简单地强调工业化、城市化，这必然会导致城乡差别加大和社会失衡；另一个是，以往比较注重农业生产，而农村社会文化和农民福利事业的投入相对不足。有鉴于此，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原则性内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参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说，《建议》在表述中引入了单位GDP能耗指标，即“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这在之前的10个五年计划中都是没有的。对于资源利用率提出了一个强制、明确、量化的约束，体现出中央对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既可以实现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能够做到资源节约。
———区域发展形成互动新机制。张卓元指出，规划首次提出了区域互动的新机制，要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互动主要靠市场的方式即等价交换的方式、合作互助的方式、国家扶持的方式来解决。这对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战略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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