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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富有的人”的生活
在陈荣良眼里，荣德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许多人知道荣国英进了荣德生家里做事，他们常常在身处窘境时聚集在荣家老宅子的后门等着她。冬天，他们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叫她“春小姐”(荣德生夫人叫荣国英作阿春)，荣国英则会在荣德生的同意下给予他们援助。得到援助的人包括无锡画家周怀民，陈荣良仍然记得穿着灰袍子的周怀民抱着几张没有裱过的画站在那里的样子。
年关来临前，荣德生会让荣国英带着两个仆人，抬着装满银圆、角子和铜板的肥皂箱，发给荣巷的穷人。“从东街发到西街，”陈荣良说，“又从西浜发到东浜。”
虽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荣德生没有把财富看作在家族里自我炫耀或欺负同族的资本。有一次荣氏家族开祠堂酒，族长请荣德生在宴席上坐首位。“外公说，钱不等于地位，我应当坐第几个位置就坐第几个，你虽然没我有钱，但‘人穷不让辈’，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陈荣良回忆道。
荣德生在衣食住行上也并不豪奢。荣家老宅子有一大一小两个饭厅，五张八仙桌，每桌八个人吃两荤两素一个汤，通常是咸菜肉丝汤。他终生只穿布鞋布袜布衣衫。“有人说他穿西装，不对。”陈荣良说。不过荣德生也有过一套西装，那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三儿子带给他的，他刚试穿完就脱下来，再也没穿过。
因为受到中国重农传统观念的影响，成为大资本家的荣德生把自己的号起作乐农。他在荣巷拥有80亩水稻田、30亩棉花田和许多桑树，每年请长工种水稻、种棉花、养蚕，但插秧的时候他还是时常要去田边看看。到收获的季节，他创办的镜花女校的操场就会变成打稻子、晒棉花的场所。
到上海以后，荣德生去属下各家工厂都是坐人力拉的黄包车。有一次车子翻了，他撞坏了脚，荣尔仁对他说，我们家又不是没钱，买一辆汽车来坐吧。之后荣德生才坐着一辆奥斯汀牌小汽车上下班。
在封建社会，大部分人数众多的家族都流传着各种训条，作为教育本家族的年轻人的准则。在《荣氏宗谱》上，《荣氏家训十二则》就将“节俭当崇”和“族长当尊”列为其中之一。
不过荣家的豪富还是给陈荣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清楚地记得荣德生几个儿子的专用小汽车的牌子，大儿子的是皮尔卡，二儿子的是帕克……四儿子荣毅仁用一辆小菲亚特，他是高个子，可他的司机比他还高。两个“长个子”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个景象至今仍然让陈荣良感到忍俊不禁。
毫无疑问，这些进口小汽车在那个时代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荣家在上海的宅子在徐家汇，荣毅仁的办公室在江西路，他的司机每天兜着他以单程只花9分钟的速度在这条路上奔驰。“警察知道车子是哪个的，从来不拦。”陈荣良说。
这个富有的家庭在上海拥有一所巨大的宅子，可以在里面放电影、打羽毛球和网球，当时的戏曲名角董芝玲、潘玉珍杂技团也经常被请到宅子里来演出。这座大宅现在是徐汇区少年宫。
但这座大宅也没有能够完全保护荣德生的人身安全。1946年，他被绑架，经过32天之后才获救。这是荣家遭遇的第二次绑架，陈荣良说，荣尔仁之前也曾经被绑架过。
陈荣良说，荣德生认为这件绑架案的幕后主使者是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有意思的是，1946年6月13日的无锡《人报》在记录这件事时提到，“匪徒对主持者称为‘总司令’”。无论主持者是谁，这件事都说明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当时遭遇的各种阻碍和迫害。
荣德生获救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了两个排驻扎在荣家，甚至在荣家门口架起了重机枪。这对荣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但这种努力只能使驻扎的军警人数减少到9名。
“毅仁先生”
解放后，荣德生和四儿子荣毅仁、七儿子荣鸿仁没有离开大陆，作为留在大陆的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他们得到了政府的优待。
那时候，荣家最大的一个工厂是在上海的申新纺织第九厂(以下简称申新九厂)。龚树标在1948年进入申新九厂织布车间做“保全”(即管理机器的工人)时只有21岁，他有7000名工友，每天在14万纱锭上劳作，这个数字当时在中国排在第一位。
在解放前，龚树标并不认得荣毅仁，荣毅仁负责管理面粉厂，从未接触过纺织厂的事务。但荣家在上海有申新一厂、二厂、五厂、六厂、七厂、九厂等6家纺织厂需要有人管理，从那时候起，荣毅仁逐渐成为荣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这起被称为“二六轰炸”的事件令整个上海陷入一片黑暗。本来解放上海的战斗只使处于杨树浦的申新五厂、六厂、七厂短暂停工，其余几家一直在运转，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都停工了。
龚树标在那时已经成为申新九厂第一届工会委员。工会研究后决定采取两个对策：教育工人坚持生产；团结资本家， “劳资双方要一条心渡过难关”。劳资双方代表开始定期召开座谈会，签定“保本生产合同”，明确劳资双方责任。
龚树标说：“资方没钱不行，要筹集到必要资金，做好生产计划，一来电就恢复生产。我们工会负责发动群众。”
同时，申新的6家厂联合起来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荣德生任主席，暂时从香港回来的荣尔仁任副主席。管理委员会下设总管理处，荣毅仁任总经理。
劳资座谈会是劳资协商会议的前身，双方各有6名代表。在申新系统的劳资座谈会上，龚树标是劳方的代表之一，资方的首席代表就是荣毅仁。
“拍桌子的时候……没有，”曾经面对面地和荣毅仁谈判的龚树标说，“气氛就算很紧张，也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龚树标记得荣毅仁没什么老板的架子。劳方提出意见时，他“斤斤计较的情况很少”；如果劳方的要求比较难以实现，他“会缓言和你说清楚”。上海话说人“老三老四”，那是指人武断的意思，龚树标说，“我说他虽然是老四，但从不‘老三老四’。”
“我们从来不叫他荣老板。”龚树标说。和1980年代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员工称荣毅仁为“荣老板”不一样，申新九厂的工人对荣毅仁的习惯称呼是“毅仁先生”。
翻过历史的一页
没过多久，这位“毅仁先生”就遇上了新中国的政治运动。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之中开始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荣毅仁没有例外。
龚树标认为荣毅仁应该没有受到“五反”运动的过多冲击。因为中央政府有“保护过关”的政策，上海也提出了“303户”的说法，即保护303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关”，荣毅仁当然在那303户之中。上海采取的方式是把303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组织起来互助互评，不把他们送到基层去。这叫作“背靠背”。
申新九厂也采取“背靠背”，他们还创造出“大会背靠背、小会面对面”的方式——工人控诉大会不让资方直接参加，而是组织老工人陪他们在另外一个小会场收听大会现场的广播。“声音听得到，气氛感得到，”终生从事工会工作的龚树标说，“这叫‘触及灵魂，不伤情面’。”
在申新九厂参加“大会背靠背、小会面对面”的是厂长吴士槐等人。龚树标相信，这些资本家代理人在参加完会议后当晚就会自动去找荣毅仁交流想法。
实际上，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已经决定将荣毅仁划分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主席的回复是“何必这么小气”，结果荣毅仁被划分为“完全守法户”。荣毅仁度过“五反”运动。
1956年1月20日，荣毅仁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递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就在10天以前，毛泽东主席到申新九厂视察，这是他视察过的惟一一家公私合营企业。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荣毅仁来到申新九厂参加活动，龚树标陪同他看了一场篮球比赛。龚树标看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
半年后，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荣毅仁不仅被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还在1957年1月当上上海市副市长。1993年，他成为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人生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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