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落幕，成就一段不朽的人生。他的一生，上关国家巨变，下系家族荣辱，演绎着经典故事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附近的史家胡同，多的是红门灰瓦，有一种亲切的安静。
从胡同西口进入，前行百米，一面紧闭的深灰色的大门隔开了一座高墙深院。2005年10月26日之后，这道门里不时会有穿黑衣、戴白花、面色凝重的人进进出出。门外以及延伸出来的路边，到处停满了车。门内，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几乎已被各种花束、花圈、花篮所填满。长长的丝带上，尽是生者的无尽哀思。在穿军服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过花堆中仅剩的一条小道，来到灵堂。荣毅仁在墙中央和蔼而厚宽地微笑着，仍然是他熟悉的白发、微胖的脸庞。
这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家，荣毅仁于10月26日逝世。这座老宅的主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完成了他传奇而丰富的一生。从打造商业帝国的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的上海市副市长，从“文革”中的看门人到中信大厦的奠基人乃至国家副主席，在荣毅仁的身上，几个时代的印记交织错落，耐人寻味。
他去世了，却又让人能清晰看见他的影子。
他的家族，50多年前中国最富庶的家族之一，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依然是中国最富庶的家族之一；他创办的企业，已经远远不止北京建外的那个“巧克力”大厦，“中信”两个字出现在诸多大城市的大厦、楼盘和金融机构的名称上。
他最响亮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也曾亲切地被人们用“老板”称呼。
他从政多年，亦从商多年。无论时事沧桑，每次命运跌宕转折之际，总见其惊人的智慧闪现。
沉默、低调的最后人生
1998年3月九届人大完成换届选举，荣毅仁先生轻松愉快地回到百姓的行列。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荣毅仁更加低调，仿佛一下子沉入静寂的水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荣先生多年好友，以往每次访华都会到荣家做客。荣退休后，基辛格也曾访华，却不再有基辛格登门的记录。不知出于谨慎、低调还是喜欢安静，以前的政界朋友要来拜访，荣毅仁一般都是谢绝。偶尔有老同志或旧友、下属来看望，荣毅仁的老伴杨鉴清会亲手递上一杯龙井茶，此时已不再有公务倾谈，老夫人无需回避，总是共坐闲话。
据介绍，退休后，荣毅仁和老伴常坐在主厅外的藤椅上，阅读书报，恬静交谈，按时收看电视新闻节目，难得也听听音乐，如遇国际或国内足球劲旅交锋，荣毅仁准会兴致勃勃地观看电视。那时，荣毅仁每天仍然看许多文件，每周至少三次到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处理公事，偶尔也会见国内外老友。
今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准备出版荣毅仁的画册，原本8月就可以出版，一直等着让荣先生本人审阅。据说，前两个月，荣本人还一直念叨，我和周总理关系最好，希望书中能有和周总理的合影图片。如今，未能赶在他生前出版的画册，只能成为追忆和怀念。
当他再次引起世人瞩目时，已是2005年的深秋。此时，他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
当他的辞世引得举世关注之时，他的家人、后人和同仁却都守口如瓶。
“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
在国家通讯社发布的荣毅仁逝世的消息中，称他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当选国家副主席。这个消息，让国内很多人惊讶，外电也发出感叹，对他的新职务赋予很多联想和阐释。对于400位荣氏家族成员而言，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荣的侄女智美说：“我四叔很幸运，他有他的信仰，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实现，今天他实现了。”
《柏林日报》评论说：“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数百万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亦具有较大政治意义。”
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述指出“破天荒地起用一个非共产党员，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担任国家副主席，这就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其实，一切正如美国《财富》评选本世纪“世界五十知名企业家”时对他的评价：“他是振兴工业强有力的人物”， “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初，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外国投资者开始驻足观望。日本法制学会会长泽野裕治对中信公司青年职员说，“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作就不会改变。”世界第二大银行，日本富士银行行长95岁的岩佐老先生，专门嘱咐来华访问的日本记者，务必看看荣先生，看他有没有变动。
荣毅仁俨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晴雨表。
出身、经历和兴趣，使荣毅仁在国家副主席5年任期之内，最关注国家的经济情况。荣毅仁敢于直言，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文件，常以谈话、书面等方式，及时向中央或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党中央、国务院也十分重视他的意见建议，还特别委派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曾培炎定期听取他的意见。
作为国家领导人，荣毅仁免不了要经常面对西方各种媒体记者，他风度甚佳，口才颇好。面对各类问题，他不仅应答自如，而且善于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家族企业兴衰以及各种详尽的数据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生动具体，令人折服。
一个商业帝国的“荣老板”
荣毅仁被看作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说到底离不了他“红色资本家”的身份。荣毅仁早年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
屡屡见于内地乃至香港、海外诸多大厦、楼盘、金融机构牌匾上的“中信”两字，浓缩了一段最辉煌的传奇，而荣毅仁正是这个传奇的缔造者。
“文革”结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1979年1月，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同月17日，邓接见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在别人竞相要求给资本家摘帽子的时候，荣毅仁却有着更深远的考虑。
邓小平希望荣减少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点事，闯出一条新路子。
这条新路最终落实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初衷为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服务。荣毅仁担任这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
在左倾流毒尚未肃清、国门尚未全启的当时，以资本家身份从事“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产业，风险可想而知，他也对人戏言：“我是拣了个酸果子。”
在邓小平亲自允诺的“全权”负责的前提下，昔日荣少爷的实业热情在白发苍苍的年龄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国家一时难以巨额投资，荣自掏腰包1000万，先期启动。
为此，竟也引得流言蜚语，不明就里的电影明星赵丹就曾疑惑地问中信人：“听说中信公司是荣老板一人投资的？”
当年北京、上海的工商界故友，大多被荣毅仁招至麾下。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7月8日，中信公司在北京金鱼胡同正式公告天下，主营业务包括接受各地方各部门委托，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他法令，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中信公司章程《总则》里写着“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明明是以市场经济为宗旨，但在当时还是尽量不提，以免不必要的误解。
有趣的是，筹备多时的中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于同天颁布，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一最初的尝试，现在来看，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扇窗口，甚至早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一年，是为“公司特区”。
在中信这个“特区”里，荣毅仁被亲切地称为“荣老板”。这个称呼起先是大家悄悄在背后叫的，荣毅仁本来希望大家称呼他为“老荣”，最后还是接受“荣老板”作为“正式称呼”。
从1979年到1993年的14年里，尽管政治地位从政协副主席到人大副委员长，但在崇文门饭店的办公室里，他一直是兢兢业业的荣老板。每天早晨8点左右来到公司，一般要工作到晚上8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还要经常出席许多应酬宴会，每天工作时间往往在12小时以上。
中信是董事长负责制，荣毅仁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对公司重大问题总是召开公司主要负责人员的会议，共同商议，然后根据大家意见做出决议。老同事评价他“与公司贴心贴肉。这跟有些官僚主义领导光画圈圈根本不一样。他属外国人讲的行为科学中的最高一档”。
中信早期做事情挺困难，作为改革开放窗口，体制外的企业，完全是夹缝中生存。据介绍，有一位中央领导讲过：长安街不让中信走，煤渣胡同总得让中信走吧。中信公司开创了太多中国第一，为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停摸索实验，第一次在外国发行债券；第一个开展国际租赁业务；第一个经营房地产业务；第一个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事业；第一个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
1992年10月30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的试点，并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使公司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现在国家主要针对行政部门或一般的国营企业而制定的一些法规、办法，不大适用中信公司。”
在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夹缝中生存的中信公司自此走上康庄大道。
等到荣出任国家副主席时，他手下的中信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3万多人，共创办了中信实业银行等13个直属公司、7个直属地区子公司、6个下属公司、7个直属海外子公司，公司总资产已超过800多亿元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跨国集团。而今天的中信，已成为拥有总资产7000亿元、净资产483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信模式”是“特殊的政策环境和制度背景下的产物”，中信公司成立时具有浓厚的政府背景，同时又以独立的公司面目出现在外国人面前。“在当时情景下，荣毅仁来主持中信公司是最合适的人选：国际上的人脉、家族产业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