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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代课教师”先前被称作民办教师，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发力，东中部地区的民办教师几乎已不复存在。但在旷远的西部地区，我们的记者发现，还有一个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存在，尽管他们的名称已改。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和那位动情上书教育部的县委副书记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这些代课教师，无愧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脊梁，也堪称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师资之困只是西部义务教育之困的一个缩影。“图自强，舍教育别无他途。”一百年前，满清重臣张之洞就做过这样的断言。现如今，大兴教育正愈来愈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义务教育之局，相信不久即有大的改观。
代课教师王政明教出了76个大学生，村里三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每天，王老师都要护送小学生回家。
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每天一到办公室，都会在一堆来信中看一下地址，看有没有国家教育部的回信。
三个多月前，他把含泪写下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寄给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尽管至今还没有省委与教育部的直接反馈，但7月28日《甘肃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报告。
这个报告的事实令人震惊：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
代课教师是指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农村因贫困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所以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这个群体在上世纪90年代曾引起过关注，此后代课教师也在东部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好的省份成为了历史，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像曾在大学从教、此后到渭源县委挂职锻炼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对代课教师的生存现状也只有一个概念上的印象。所以，当他在调研中目睹代课教师的现状时深为震惊：“我在调研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好多次从学校或代课教师家里出来，我都要偷偷擦去泪水。”李迎新坐在县委二楼的办公室，望着飘着雪花的窗外回忆。
“最老”的代课教师
报告摘要——在他们(代课教师)中间，有一大批人是教学中的骨干，正是他们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脊梁。
年近四十的李迎新戴眼镜，系银灰色领带，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在《定西日报》上有他的文化随笔专栏。一年多前他到渭源县挂职锻炼，此前是西北师大宣传部部长，曾长期从教。
今年4月，渭源县委书记董建平批转了一份反映代课教师收入问题的材料，要求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作深入调研，李由此开始了一星期的调查。该调查也引发了今年10月下旬本报对李迎新及其调查对象的回访。
那次调查，李迎新最先碰上北寨镇张家堡小学代课教师王政明。张家堡小学的七八个老师中有一半是代课老师，其中数个代课老师还是整个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而王政明是这些代课教师中最老的一位，62岁，一脸皱纹，背也驼了，朴实得像个老农民。
那天王政明很自豪地告诉李迎新：“村里孙子辈的人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连爷爷辈的人也是我的学生。”他1958年从教，那时张家堡小学就他一名老师。李迎新很惊奇：“按国家政策，你在1984年前参加工作，早该转正了？”王政明憨笑：“我错过了机会。”
王政明刚从教时，学校四周常有狼群出没。他白天教书，晚上守校，闲时务农，公办老师来了又去，惟有他二十年多如一日。直到1984年学校又分来了几个公办教师，作为民办教师的王政明被辞退。1985年教师不够时又被召回，他的工龄也只能从这一年重新算起，这就是他后来没有被转正的原因。这一干又是20年，这20年他一直拿着40元／月的工资。
这点工资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时变得很艰难，只有靠家里的农地收入。20多亩地都交给了老婆，“我因为要教书，许多应该男人干的活只能让这个苦命女人来干，女儿为了帮忙也辍学了。”王政明说起这些热泪盈眶。但他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因为这辈子他教出了76个大学生。他认为教书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寒暑假时，不用来学校我心里就会空空的，非要来学校转几圈才踏实。”
这使李迎新想起了也是一辈子做代课教师的父亲：“他们的经历太相似了，当时我就有些触景生情。”李迎新的父亲解放前是游击队战士，解放后“听从组织安排”成为了村里的民办教师。1980年代初，李迎新考上大学，尽管那时学费低廉，父亲十几元一月的工资仍无法支撑。于是父亲辞去教职到小镇摆摊赚钱，他供儿子上完大学重回学校，却被人告知因教龄中断被取消转正资格。
这种情况尽管在渭源县已属少数，但李迎新的眼圈还是红了：“你老已经62岁了，还盼转正吗？”王政明回答：“要说转正，以前有这个想法，现在没有了。干惯了教育，呆在家里闷得慌，况且学校里还需要我。”李迎新继续问：“这么多年来，你图个啥？”王政明很平静地回答：“我啥也不图，钱不重要了，就是为了孩子。我年轻时辍了学，所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
李迎新再也忍不住泪水，他掉头看向窗外，那些下课的孩子们正在小小的操场上欢快地奔跑与尖叫……
梦想拿到300元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大都说着这样一句话：发工资的那天是他们最难受的一天。看到公办教师千儿八百的领工资，属于他们的那份，仅仅是人家的零头，谁也不想去领，直等到会计把钱送到手里。他们说，那种滋味简直叫人难以忍受。
王政明的两个儿子早已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尽管工资低廉但生活压力仍不算很大。但对那些正需供养孩子上高中与大学的中年代课教师，微薄的工资已几乎使他们陷入了困境。李迎新因此在报告中沉痛地写道：“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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