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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的特征
回顾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历史，如果以作为低谷年的1999年为起点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是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就周期的构成阶段看，不仅不会出现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而形成1961年那种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27.3%)，也不会出现由政治因素形成的1976年那样的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1.6%)，而且也不会出现1990年那样的近乎衰退的阶段(这年经济增长3.8%)，仅仅由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7%-9.5%)运行的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构成。
第二，在经济上升阶段，不仅在上升时间上是建国以后各个周期的最多年份,更是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最多年份(年增长8%至9.5%)。我国改革开始以后的1979年—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4%。这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但它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其下限可以定为7%,上限可以定为9.5%，合理的增长区间为7%—9.5%。在以前的8个周期，上升阶段的上升年份(包括波峰年份)最多为3年，最少为1年；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升年份更少，最多为1年，最少为0年。而在新一轮周期，这两个数字均为4年。这是到2004年为止的数字。但依据目前的情况看，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年份至少还可以延续到2010年。
第三，在这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也将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线内运行(年增长7%至8%)。
第四，就经济增速波峰和波谷年份的波动幅度看，不仅不会是已往周期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幅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波幅10个百分点以上),也不会是中波周期(波幅5-10个百分点)，而是首次出现的轻波周期(波幅5个百分点以内)。
决定上述特点的有以下因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我国当前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经验；经济大国效应；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上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证明：中国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也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战略含义。同时表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风险的经济过热已趋大大缓解。
但这并不是说，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局部经济过热已经消除或根治。要实现快速平稳持续发展，就必须着力推进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并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
要下大力气逐步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从价值(货币)形态考察，过高的投资率，是投资膨胀在资金方面的基础。这在当前经济总量已达到巨大规模的条件下尤为如此。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重化工业阶段，又要补偿多年积累下来的环保和生态建设的巨额投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偏高，2003年和2004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7.7%和25.8%，大大超过了消费增长速度。投资率也上升到47.39%和51.33%。2004年投资率比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1960年还要高出15.59个百分点，比经济过热的1993年也要高出13.59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表明：投资是多次发生的经济过热的第一推动力。投资率过高的另一面就是消费率过低。这必然会形成局部经济过热与部分消费不足并存局面。当前我国大部分消费品供求是平衡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供过于求。若听任上述局面的发展，也会酿成严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要下大力气逐步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在降低积累率方面，当前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1、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依法行政，树立中央权威，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来加以抑制；对企业投资的盲目性，需要通过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诱导以及发布经济信息等手段，引导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去。2、对与经济过热相关的引进外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规模也需做出适当调整。适当的外汇储备，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防患金融风险，加强国家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发展要有度。2003年—2004年两年增加的外汇储备比1978年—2002年增加总和还要多出379.4亿美元。这些无疑是促进这两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不仅首先要花大力气在提高质量和调整结构上下功夫，而且要在规模上做出适当安排。
在提高消费率方面,当前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提高居民收入。1、提高农村居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一要依据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支出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方面倾斜；二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科技兴农等措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提高城镇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的居民)的收入水平。一要积极扩大就业,提升就业率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二要在扩大就业的基础上，提高劳动力价格。劳动成本低，在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的积累等方面有好处，但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克服内需不足。因此，必须逐步改变劳动力价格过低状况。当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建立规范的劳资谈判机制,发布和调整工资指导线，加强法制建设，发挥工会的作用，大力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二是提高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是消费倾向最高的两个社会群体，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就意味着从最主要方面提高了消费倾向。三是改善消费预期。加速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包括养老失业和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公共财政建设，规范教育收费；建立健全社会和个人信用制度，改善金融业的信贷服务。
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
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相统一(商品)形态考察，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不过是结构失衡的表现。要消除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度，还需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除了要把发展农业放在突出位置以加速农业发展以外，还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适度地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即适当地以比工业增速更高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由来已久，当前已发展到很离奇的地步。在1952年—1978年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6%下降到23.7%。改革以来，到199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4.3%，其后十年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到2004年下降到31.8%。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规律。诚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有统计低的因素。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其比重也是过低的。从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的视角考察,从整体上说来,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在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对缓和可能出现的投资膨胀是有益的。它的就业容量大，扩大需求的作用大，在经济下降阶段，对缓解可能出现的内需不足也大有好处。但是，提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为依据，还是以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已有强大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而且，在这方面,第三产业的第一产业是不同的。对第一产业来说，提出加速发展是可能实现的，但如果提出优先发展，则是不现实的。而发展第三产业则不同,从总体上说来,它不像发展农业那样，会受到土地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也不象发展工业那样,会受到资金、人才和资源的限制；第三产业生产门类极为众多,社会需求极为巨大，发展空间极为广阔,而我国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深化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此可以认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是能够做到的。
第二，适当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并相应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到1985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趋于协调了。此后直到1998年，都大体保持了这种协调关系。1986年—1998年,轻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关系在46.3-49.4;53.7-50.6的幅度内波动。但在1999年以后,主要是2003年以后,这种对比关系又开始陷于不协调状态。在1999—2003年五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35.5%,重工业由58.1%上升到64.5%。这一点同这期间重工业发展过快直接相关。这五年重工业增速依次为13.6%，20.1%，16.3%，19.1%，33.4%；依次比轻工业高出2.3，6.9，3.9，2.0，6，18.6百分点;2004年又高出3.4百分点。诚然，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工业速度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重工业现在的发展速度过快了(即使按同一口径计算，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也过快)。新中国成立后，每次经济过热，重工业增速过快都成为带头年。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局部过热亦如此。由于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并由此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当前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治理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三,在推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的同时，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实行严格管理的土地政策。土地和资金、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理应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原本人均土地很少，土地是最紧缺的资源。而在当前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中，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的作用会提升，城镇化也会提速，其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在理论上说是这样，在实践上也是如此。面对2003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局部过热的情况，党和政府强调同时把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就是说，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完善土地政策，严格管理，在制止这次局部经济过热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大发展，应当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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