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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些地方政府放纵外，一些执法者和运输户勾结在一起运输黑煤，而且好多都是黑车。”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在临汾市土门镇的运输主通道上，《望东方周刊》发现，过往的运煤车有80%没有车辆牌照，好多车的前保险杠上喷着白色的“通达”、“鑫达”等字样，而站在路边值勤的交警对这些车视而不见。
“这些字都是暗号，执法者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谁的车，一路绿灯。”上述知情人士说。
晋中市检察机关近期查办的一起案件证实了这些怪现象背后存在的“猫腻”。
检察机关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市灵石县原交警大队副队长张育文在近几年里收受运输车队负责人的贿赂达10多万元人民币，另有5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资料显示，该县志鑫车队负责人李庆林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给其送过五次钱，共计47000元，李的车队最多时有22辆车，大多都是没有牌照的黑车，这些黑车的前保险杠上都喷有“志鑫”字样，这些车后来得到了张育文的多次关照。
检察机关还查明，张育文的弟弟张育恭，自己印刷了一批派车证，派车证上印有张育恭的住宅电话和手机号码，遇到交警查车的时候，司机拿出这个卡片就行，如果还不行，就照着上面的手机打过去，张育恭会出面摆平。
“张育恭先后25次给他人办卡56张，收受现金171000元。”晋中市检察机关的一位人士透露。
除交警外，交通部门的超限检查站也是运煤车必须要过的一关。
从临汾市区去乡宁县采访的路上，大型运煤车一辆接一辆地通过，车上装的煤明显超高。奇特的是，这里的路面一侧保护较好，一侧则是坑坑洼洼。“这个叫‘阴阳路’，进煤矿时车都是空的，而出来时都超载。路就成这个样子了。”同行的一位当地煤老板如是解释。
奇特的事还有，在每一个检查站附近，都会看到运煤的车辆排成长队在此等候，“现在好多检查站都有监控，司机便在离检查站较远的地方停下来联系人，开始交易。”
据晋中市检察机关的人士介绍，他们起诉的张育恭就是灵石县公路段超限检测点的代班长，凡持有他发放的派车证的车辆，在他代班期间，每吨20元的超载罚款就可以全免。
审批环节是否有交易
早上7点多，煤老板高某便拿着一叠材料站在当地煤炭宾馆的门口等人，他要等的人与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人较熟，“熟人好办事。”位于太原市并州北路的煤炭宾馆，就在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局附近。
“房间都满了，住的都是煤老板。”煤炭宾馆的前台服务员说。
高某要办的是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曹建林介绍说，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矿中，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只有2000多座，“要达到安全标准，一般的小煤矿也要投入500万元以上。”
但让高某为难的并不是投资，“办一个安全生产许可证，最少要过二三十道关，每道关你都要想出能过的办法。”
“从村委会主任开始，到乡镇，到区县，再到市里，他们都放行后，才能报到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而每个环节都有三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由主管副头和一把手签字才能通过，有一个人不放行，就得从头再来。”高某说。
而一个煤矿，有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生产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多个证件。
一个在临汾市煤老板群落中熟知的事情是，河北的一位李老板在临汾市投资数千万元的一个煤矿，因为和当地村委会发生纠纷，村委会主任不给签字，安全生产许可证办不了,目前已列入被关闭行列。
高某的钱夹子里有数张酒店和洗浴场所的打折卡。
在和记者熟悉后，高某毫不隐晦对一些记者的反感，“我们煤老板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具腐尸，你们记者像个秃鹫，发现了我们，吃上几口，然后狼来了、老虎来了、狮子也来了……”
自称“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高某来自临汾市乡宁县，开着一辆“丰田霸道”车，对于外界传言的煤老板开着名车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的传言，高某并不否认，“都是陪着官员，包括你们记者，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吃饭的话，最喜欢吃一碗面。”
高某的“丰田霸道”车前挡风玻璃处放着一张红色的临汾市委大院通行证。
开了多年煤矿的高某明显地感觉到近年来煤老板地位的“提高”，“以前煤炭不景气的时候，官员见了我们都躲，一到年关，我们煤老板不敢回家，催账的到处都是。但现在，官员整天给我们打电话。”
让高某不可思议的是，连林业局、地震局、气象局、计生委等部门的人也往矿上跑，“我们浑身的口袋里都插满了手。”
而资产高达数千万的高某却只用小灵通,“不敢拿好手机，我好几个高档手机被一些官员‘借去用几天’后就没影了。”
高某认为，明目繁多的许可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员的腐败机会，却对安全生产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曹建林也认为，审批权的高度集中，除带来腐败外，对煤矿的安全亦无益，“现在好多证件都是省里审批，但因为人手太少，根本没办法监管，监管环节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隐患。”
权力寻租导致的畸变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记者认识了汾西县一位“黑口子”的老板，他向记者讲述了官煤是如何勾结起来的。
汾西的煤埋藏均较浅，老百姓打水井也能挖出煤。这位老板称，他家的屋后就挖出一个小煤矿，开始是自己挖一点用，后来他用机动三轮车拉着卖了一些，但被当地执法部门的人发现了，除了被没收非法所得外，还罚了好几倍的款，根本没办法干。
“最后没有办法了，我给执法的人送了些钱，并表示和他一起来做，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如果要查的话，他就会提前通知我。”
上述老板说，“如果没有后台，光罚款就能让你倾家荡产。”
“现在‘黑口子’那么多，投资非常少，也不用交各种税费，对我们正规煤矿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临汾市尧都区的刘老板说。刘老板有一个年产15万吨的大煤矿，所有的手续都有，仅在安全方面就投入近千万元，“现在有好几个‘黑口子’就在我的地盘上，挖我煤矿的煤，但我告到主管部门，他们都说管不了。”
刘老板的煤矿虽然有合法手续，但经常处于停产整顿状态，“现在一出事故，所有的煤矿都停产整顿，一人得病全家吃药，但‘黑口子’不管，它照样生产，逼得我们也不得不违法生产。”
刘老板承认，在煤矿统一停产整顿期间，好多煤矿都在偷偷生产，所以事故频发。
运输户李某也认为自己的很多违规行为是迫不得已，这位原本合法经营的运输户开始有三辆运煤车，但因为黑车及假军车扰乱了运输市场，运输价格已降得非常低,“一辆合法运输车，每月交费26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罚款，但黑车什么费用也不交，合法运输车怎么和它竞争？所以我现在也开始交‘保护费’,用黑车运输。”
在利益的驱使下，权力与权利的交易也开始出现。上述运输户称，黑车一般只在本县区内活动，但现在一些神通广大者，把黑车开到外县区也没事，“两地执法者很默契，你不查我地盘的车，我也不查你地盘的车。”
一桩更为奇怪的交易发生在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
在土门镇一个煤炭检查站旁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有成群的村民站在路边。记者以一位购煤者的身份和一位老者聊天，这位老者称他们主要是带领黑车过检查站，在他们村附近，他们专门修了一条便道，可以绕过这个检查站。
对于他们如此明目张胆地在路边带黑车过检查站却无人管的疑问，这位老者自豪地说，“没人敢管。”
这位老者的述说让人惊奇。据称，这个检查站附近的村子里有许多运煤的机动三轮车，都是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运输黑煤，当地媒体记者对此进行曝光后，交警开始清理这些非法的三轮车。村民们为了讨回三轮车，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过往的大型运黑煤的车进行查扣。
“这些黑车大部分都是交警的,一下子扣了几十辆，把我们学校的操场都停满了,最后交警队没办法了,把扣我们的三轮车全放了，我们也就放了他们的黑车。”这位老者说,“从此以后,我们双方互不干涉。”
临汾市交警队一位民警向记者证实了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好多人都看我们交警队的笑话，说这叫‘交换俘虏’。”
《瞭望东方周刊》在临汾采访时发现，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所有和煤有关系的人都不愿说出官煤勾结的内幕。
帮记者接触煤老板的当地朋友解释说,“从官员到煤老板,甚至到农民和记者,都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谁也不愿意打破它，而他们吃的都是国家的资源。”
广东:煤矿终结者
让煤矿从广东地平线上消失是否代价过大
10月8日上午，广东连州市大山煤矿一片萧条。除了守矿的两三个管理员懒洋洋地躲在屋檐下，躲避着秋老虎的最后淫威之外，矿上惟一的生气，就是几只土鸡在山脚四处寻找食物。被炸封(炸后封闭)的矿井一片芜杂，全为矿渣、野草和残旧建筑所占据。
“矿被炸了，连母鸡都受苦了，以前光100多个矿工的剩饭剩菜就足够它们吃的。井上的矿工们忙忙碌碌，等着装煤的运输车则排成数十米的队伍，谁都靠这矿赚钱。”守矿的一位中年妇女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矿上往昔辉煌。
事实上，在炸矿事件之前，像中年妇女描述的喧闹和忙碌，是连州每个煤矿都可以看到的景象。
而在7月底到8月初，煤矿股东的心情却完全相反，大股东们纷纷买起了广州本田，小股东也打算在煤矿盈利之后置些房产。
投资人的好心情其实很简单:当地诸多乡镇煤矿的技改项目已完工或接近完工，多数煤矿拿到了复工通知，市面上煤炭价格居高不下，连州附近的粤连电厂和韶关电厂的电煤需求旺盛。
这些消息对投资人来说都属利好。但他们的美好“憧憬”，被一起梅州同行制造的特大事故，炸得灰飞烟灭。
8月7日发生于梅州兴宁的特大安全事故,造成123名矿工死亡,是华南历史上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正是这起事故,掀起了广东省“铁腕”治煤风暴,治煤风暴也使地方政府与投资人的关系趋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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