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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已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排名世界第七；然而，除以“13亿”的人口基数，人均GDP却排在世界几十位。
——成功地承接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中国已被誉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然而，“世界工厂的工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比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凭借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出口增长和巨额顺差，中国外汇储备已接近世界第一；然而，劳动力低成本的付出却被低价享受的国家指责为“倾销”。
——投资与出口“两匹马”强力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快速奔跑；然而，消费乏力的“短腿”却导致中国经济的投资制约和出口依赖。
中国的人口国情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压力仍然远远大于动力。
13亿中国人，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消费的主体；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
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将从以“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积累的模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轨道，促进13亿人口劳动素质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强。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全体人民共享项改革发展成果，充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真谛。
推动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学家预测表明，中国今后十五年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红利”的收获需要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转化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要求提高劳动力成本。
截至2005年1月6日，中国总人口达13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为8.8亿，占总人口的70.15%。到2003年提高到70.4%，专家预测，在未来的15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到2020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
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而劳动力的发展又取决于劳动力成本的合理程度。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新中国是从“低价工业化”道路走到今天的。劳动力成本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阻碍劳动力自身的发展。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计，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力也相对较低。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左右，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兑现“人口红利”。
转向消费拉动增长
中国经济在经历投资拉动型、出口拉动型增长之后，必须加快进入消费拉动阶段，提高劳动力成本是重要途径。
生产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产品的最终消费。促进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国内消费应占主导地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美国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78%，日本更高，达85%。
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大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而消费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从1980年的66%持续下降到1995年的58%，其后缓慢回升，进入新世纪才达到60%以上。
中国目前的商品生产能力过剩，是一种低层次的过剩，在中高层次的消费领域，住房、通讯、网络、教育、旅游、文体、环保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等方面，与较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市场潜力还十分广阔。要把潜力变成现实生产力，首先要开发的是消费力。
中国的消费率低迷，根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慢，中等收入群体太小，导致消费能力较低。从收入结构看，目前的收入结构呈“宝塔型”。据国家统计局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居民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有关资料还显示，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仅为0.9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高人力成本国家，也低于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墨西哥。低收入必然导致低消费，中低收入阶层的民众难以有能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相应增加自己的消费。从消费市场来看，高成本劳动力国家的消费市场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比低成本劳动力国家容量大得多。资料显示，高成本劳动力国家的个人消费能力，相当于一般低工资国家的5至10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
提高劳动力成本，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过增加收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口和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加速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过程。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时髦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提高劳动力成本
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影响企业经营运转。当收入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时，劳工的社会供给就会出现问题，近年来，由于长期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原因，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地区的制造业出现“技工荒”、“民工荒”，导致企业因招工不足，只得取消订单，甚至停产歇业。
据统计，现阶段中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总数已逾1.5亿，成为第二、三产业真正的主力军。中国农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意味着有七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
改变目前许多领域实际存在的“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状况，按劳动力成本实际构成完全支付劳动力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
有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常委萧灼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资本这个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十分重视。无论对外国资本或本国非公经济，都给予一系列优惠条件。但对劳动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上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我国就业队伍在扩大，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从15%下降至12%。一些城市虽然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最低工资标准却很低。例如最低月工资标准，上海为635元、南京为620元、苏州为620元、深圳为610元、北京为545元等。要认真研究劳动要素的报酬标准，研究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收益比例，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提高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尤其是提高低工资水平。
有关专家认为，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尽可能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压缩在有限范围内，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再通过合理的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来调整，大力减少低收入人群，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的消费群体。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这样才能消除劳动者后顾之忧，促进消费市场的启动，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伴随全球自然资源价格的新一轮上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也将面临上升，而后者作为“增长代价”的同时，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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