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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药性”和“副作用”是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艾滋病患者在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时表示，希望尽快得到更好的抗病毒药物，使他们更快地回归社会，象正常人一样生活。
抗病毒药物对延长艾滋病患者的生命、降低患者的死亡率起到关键作用。在药物治疗过程中，一旦病人对一线药物产生抗药性，就必须改服抗病毒效果更强的二线、三线药物，以此类推。目前，国际上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已开发至四线。
1995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北京患者孟林，由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做保障，一直自费购买进口抗病毒药物，在过去几年中花费超过200万元。这笔钱需要一名普通中国工人连续工作至少150年。即将开始服用三线药物的他身体状况良好，成立了一个名叫“爱之方舟”感染者组织，现已成为中国民间“抗艾”著名活动家之一。
孟林1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艾滋病患者服用一线治疗药物的时间短则已数月，多则已超过3年，对一线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患者正在不断增加。然而目前对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来说，如果产生了抗药性、需要换吃二线药物，还是很难实现的愿望。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中国内地药厂目前还不能仿制国外生产的二线药物，因此无法向国内艾滋病患者提供廉价的二线药物。价格高昂的进口二线药物正在给中国的“抗艾”事业制造“药物之困”：一方面中国政府无法大量采购，贫困的病人拿不到免费药物；另一方面，其它没有享受免费治疗的患者买不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专家文毅说，要进口好药免费提供给患者，中国政府承担不起，患者更无法承受。
的确，在中国内地已知的三万多艾滋病患者中，像孟林这样有能力自购进口药的人凤毛麟角。事实上，中国很多艾滋病患者是来自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
河南省睢县36岁的赵爱萍上个世纪90年代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2002年7月发病。一开始，赵爱萍服用的是国内允许仿制的一线药物，如去羟肌苷、司他夫定，但服后出现恶心、呕吐、肚子痛等症状，还吃不下饭。今年7月起，她得到了一种叫拉米夫定的进口一线药，副作用小了很多。
赵爱萍的丈夫赵振也是感染者，尚未开始服药。赵振夫妇都是农民，以前年收入可达三五千至万元，在睢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来说算是收入不错的家庭。然而自从2002年赵爱萍发病后，由于体力等问题家里逐渐断了经济来源，现在只能依靠政府救助。
赵振说，医生告诉他，如果情况糟糕，赵爱萍最快明年就可能产生耐药性，需要换吃更好的抗病毒药。“但自购进口二线药物每月药费大概要一万元，我们负担不起。”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内地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例。已发病的患者中，20453名得到了国家提供的免费抗病毒药物，这些病人大都是像赵振夫妇这样的经济贫困者。
然而，包括拉米夫定在内的20多种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专利权主要掌握在四五个跨国公司手中，进口这些药物的价格高昂。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专家介绍，中国内地制药企业有能力仿制国际上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抗病毒药物，但中国政府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禁止国内药商仿制这些药物。
赵爱萍能幸运地服用拉米夫定，缘于中国卫生部去年与拉米夫定的生产商——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简称GSK)达成的降价协议：GSK将在2004-2006年间以优惠价格向中国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项目提供拉米夫定。
据孟林介绍，包括赵振在内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群体中的积极分子今年7月和9月分别在北京和昆明举行了药物治疗会议，会议呼吁跨国公司大幅降低抗病毒药物，尤其是二线用药的价格，确保他们用得起药效更好的进口药。
据专家介绍，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和泰国等，抗病毒药物价格低廉，原因在于它们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和文件，启动了“强制许可”，允许国内药商仿制这些药品，使得专利药物的市场垄断被打破，药物价格大幅下降。
“如果国际制药企业拒绝降价，我们希望政府也颁发强制生产许可证，允许国内企业仿制这些抗病毒药品，使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得到更有效的药，再续生的希望。”赵振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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