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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2006年新年招待会，成了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展现身手的现场。中国公安部、卫生部、水利部、教育部等部门新闻发言人在接受《新京报》的同题采访时，都表达了会尽职尽责向社会公布信息的愿望。
报道亦指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回答提问干脆利落，从容不迫，显示出新闻发言人的应具有的素质。
谈到有否遇到过棘手问题时，几位发言人都表示没有。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媒体都是怀着善意的，发言人的工作是阐释政策，增进理解，“我感觉(跟媒体关系)很融洽”。
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认为，只要是发布消息，都重要，因为都是公众与媒体关注的，所以很难区分重要性，“我看重的是哪次(发布消息)处理得好。发布及时、信息全面，这是我注重的”。
水利部新闻发言人助手杨得瑞也表示，当发生了涉及本单位的突发公共事件或舆论、公众关注的事件时，“只要有了，我们随时发布。特别是对公众有影响的事，都发布”。
武和平认为，部门统一发布信息并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喜忧都要让老百姓知道。百姓享有知情权，我们也有告知的义务”。
但毛群安也感觉，有关信息不能通过媒体很好传达给公众，存在误差，不能全面，“我对此感到焦急”。他坦承，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还有待总结。他亦表示，行政部门不可能因为专家意见，就改变一项国家政策。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则表示，希望更多部门新闻意识更强，也希望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对政府部门更理解。
报道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现场被多位日本记者围拢，侃侃而谈中日关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被一位记者连番追问“教育产业化问题”，尽管对方就此问题发出“何时能与你进行一次激烈的争论”的邀请，他仍面带微笑从容应答。
关于履职情况，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如此论述，“发言人主要是与媒体沟通，及安排领导和其他业务司解答公众疑惑”。他坦言，卫生部信息发布与媒体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既感到压力，也在努力。在发布信息过程中，我最注重的是发布及时、全面”。
国新办主任蔡武指出，及时、真实全面的新闻报道，让世界更多、更快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到中国正在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附：四部委发言人接受《新京报》同题问答记录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信息发布不存在报喜不报忧
新京报：你在这一年里大约发布了多少新闻？
武和平(以下简称武)：公安部一周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约定俗成的。
新京报：发布哪条新闻印象最深？
武：违法手机短信。公安部、信息产业部、银监会，对违法手机短信集中整治。
新京报：为什么？
武：因为这条新闻是和媒体联动进行，行政机构与新闻机构建立同一平台，共同做一件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从11月1日至30日，违法短信大幅度减少。
从中，看到了媒体对国家行政公开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需要媒体参与，通过媒体这个桥梁连结老百姓。公安离不开公共与媒体，三者是铁三角。
新京报：那这一年来，你接受采访时有没有遇到棘手的问题？比如湖北佘祥林冤案等一些公安机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被公开后。
武：目前还没有。媒体都是怀着善意的，发言人的工作是阐释政策，增进理解。我感觉(跟媒体关系)很融洽。
新京报：当发生了涉及本单位的突发公共事件或舆论、公众关注的事件时，是否主动对外发布信息？
武：今天上午还发布一条河北特大交通事故的新闻，公布伤亡情况，抢救情况，公安干警处理事故情况等，以及在双节来临时，提醒公众注意行驶，使交通更安全高效。
新京报：部门统一发布信息是否存在报喜不报忧的问题。
武：不存在报喜不报忧。像辽源市中心医院大火，我们也及时通报情况。
喜忧都要让老百姓知道。百姓享有知情权，我们也有告知的义务。
●水利部新闻发言人助手杨得瑞：不及时发布信息是未尽责任
新京报：水利部这一年里大约发布了多少新闻？
杨得瑞(以下简称杨)：部里正式开过两次新闻发布会，其他是向新闻单位提供稿件，或组织记者采访。
新京报：发布哪条新闻印象最深？
杨：澄清中国要从贝加尔湖调水传闻。
新京报：为什么？
杨：这个传闻影响很大，是不实新闻。
新京报：你觉得今年水利部与公众沟通的渠道畅通吗？
杨：媒体是一种重要沟通渠道，我认为基本畅通。因为行政部门在推进政务公开。另外水利部网站，也是重要沟通渠道。
新京报：那这一年来，你接受采访时有没有遇到棘手的问题？
杨：我涉足时间不长，所以还没遇到。
新京报：当发生了涉及本单位的突发公共事件或舆论、公众关注的事件时，是否主动对外发布信息？
杨：只要有了，我们随时发布。特别是对公众有影响的事，都发布。
新京报：我听到一些同行采访行政机构被拒的遭遇。
杨：看情况，只要能发布就发布。
新京报：如何界定能不能发布呢？
杨：只要对公众有利就发布。如果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由于我们不及时发布而造成损失的，那就是我们未尽到责任。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禽流感疫情发布处理较好
新京报：你在这一年里大约发布了多少新闻？
毛群安(以下简称毛)：我发布新闻的方式有部里组织的，一个月一次，另外比较多的是发新闻通稿，或接受记者采访。
新京报：发布哪条新闻印象最深？
毛：我觉得是“人感染禽流感”和“哈尔滨天价医疗费”。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两条？
毛：我认为，只要是发布消息，都重要，因为都是公众与媒体关注的，所以很难区分重要性。我看重的是哪次(发布消息)处理得好。发布及时、信息全面，这是我注重的。
新京报：那你认为哪次处理得好？
毛：今年人感染禽流感疫情的消息发布得好，是在总结了SARS疫情发布的经验基础上，比较及时和全面。
不仅发布疫情，还宣传预防方法，公布政府应对措施。
新京报：你为什么认为处理得好？
毛：是从公布后的效果判断。公布了人感染禽流感疫情信息后，没有引起恐慌和误解。但是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还有待总结。
新京报：那这一年来，你接受采访时有没有遇到棘手的问题？
毛：我觉得媒体提的每个问题，都是公众关心的，不觉得有什么棘手。但是我感觉到有关信息不能通过媒体很好传达给公众，存在误差，不能全面。我对此感到焦急。
新京报：你认为媒体传播不能完全达到行政部门的初衷，是什么原因呢？
毛：也可能存在我们发布不及时的原因。我希望能改善与媒体的沟通，同时也希望媒体传达信息能掌握平衡和公正原则。
新京报：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医改不成功的调研结论，好像卫生部门没有正式回应。
毛：我觉得不回应是很正常的。我举个例子，有专家发布研究结果，假如行政部门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那不就成了不让他们说话吗？既然是言论自由，那就应该允许别人发出不同的声音。
新京报：调研结果引起公众的关注，大家都希望能了解医改的进展和成效，希望听到权威部门的声音。
毛：医改不是卫生部一个部门进行的，我们卫生部也可以介绍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也做了，但不是解释，也不是论战。行政部门不可能因为专家意见，就改变一项国家政策。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我们也希望缩短信息公布过程
新京报：你在这一年里大约发布了多少新闻？
王旭明(以下简称王)：新闻发布会、网上发布、电话解答，共有数百条。
新京报：发布哪条新闻印象最深？
王：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新闻发布会印象深，国家出台很多有力举措。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半壁江山，发展是明智之举。中央政府出台政策是顺民意，暖民心。
新京报：当发生了涉及本单位的突发公共事件或舆论、公众关注的事件时，是否主动对外发布信息？
王：新闻发布会是我们采取的一种形式。如今年发生的四六级考试泄题事件，有一个记者咨询我后，我们马上就征询了有关部门，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情况。还有山西中学生公路晨练被撞事件，部里召开紧急会议，隔了一天就发通报。
新京报：那这一年来，你接受采访时有没有遇到棘手的问题？
王：应该说没有。但是，我希望更多部门新闻意识更强，也希望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对我们更理解。
比如说四六级考试泄题事件发生后，媒体就立即要求教育部表态，那我们能说的只有“严格查处”，媒体还要求公布结果，由于涉及违法犯罪，公安部门侦破，处理要有个过程。应允许有个过程。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缩短这个过程。
新京报：遇到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回答“无可奉告”？
王：我会把情况如实告知，进行解释，由于事件现处于侦查过程，一旦可能公布，就马上公布。
新京报：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如果结果显示是内部工作人员失职造成，还会公布吗？
王：新闻发言人首先是人，不是神。巴金有句名言，”
没有神，讲真话“。我也有不理解的地方，也在不断地学习。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不会公布吗？
王：我举个例子，一位前苏联记者问基辛格，美国有多少武器装备，基辛格回答，“我知道，但是克格勃花重金都不能从我这买走这个消息，我能向你说吗？”新闻发言人不是什么都可以说的。
比如现在问到我明年高校招生数，我会回答，“我没有获得授权，不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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