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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托：长风送乳燕 摘斗传佳音
“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这是胡耀邦为《中国青年》题写的一副对联，也是这位与《中国青年》有着30多年密切关系的团中央老书记给《中国青年》的唯一题词。这副对联文采斐然，毫无说教意味，是胡耀邦深思自撰，饱含了他对《中国青年》的深情期许与重托。
1988年10月，值《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为了纪念这一“逢五”之喜，中国青年杂志社向许多中央领导和社会贤达发出约请题词的信函，胡耀邦也在受邀之列。收到约请，他欣然答应破例题词。但他毕竟是被毛泽东称为“我们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秀才”的人，而且深谙青年特点和宣传之道，看了杂志社提供的几条供参考的建议稿后，他摇了摇头，说：“给青年人题词应该有文采。”他决定自己创作一个贺词。经认真琢磨和仔细推敲，先想出了上联“长风送乳燕”，他的意思是，《中国青年》像“长风”一样，将一代又一代“乳燕”般的青年引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送”上了任凭飞翔的蓝天。有了好的上联，下联的创作难度就被抬高了，为此，他找了好几个人作参谋，帮忙出主意，最后对出了下句“摘斗传佳音”。他很满意“摘斗”一词，认为这个词表达了一种为了理想敢于上天摘星的勇气，既可作为对《中国青年》的期望，也可作为对全体青年的勉励。
这幅题词后来被人们认为是他生前最后一幅题词，是否属实尚需考证。但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实是，几个月后，他就因突发心肌梗塞而离开了热爱着他的人们，这幅题词也成了他留给《中国青年》和全体青年的珍贵遗嘱。
指导：《中国青年》“应该有思想的权威”
从1952年调到团中央至“文革”爆发，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1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对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的《中国青年》可谓是关怀有加。无数个星期天晚上，他常常会把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责人请到他家里开“碰头会”，传达上级精神，研究宣传报道，出选题想点子。
他特别重视《中国青年》的定位问题。他多次强调：“《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他认为“《中国青年》杂志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搞那个时期的思潮问题”。他建议《中国青年》应更多地邀请社会名人、专家学者写稿，以保持文章的思想深度。在他的建议下，《中国青年》走“老、名、专”的路子，建立了一支由老革命家、名人和专家组成的作者队伍，所发表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他还将《中国青年》的好文章进行归类评价：“你们刊物上有几类好文章，范若愚式的，魏巍式的，陶铸式的，各有风格，都值得取法。”
对于如何提高《中国青年》的质量，他也常费心思。1956年底，他亲自召集《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委，共同研究如何提高《中国青年》的质量问题。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他这样总结：“我想，首先应该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就好比是工业中的156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1960年初，在一次会上，他又对《中国青年》提出要求：“《中国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挂帅文章，立大志，力争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
在强调《中国青年》要针对青年思潮发表有分量的文章的同时，他也主张要发表一些轻松活泼的文章：“现在有些青年愿意看轻松的东西，这方面不能没有，目前刊物不够活泼，活泼轻松的东西应多一些。刊物可分两部分，上一部，下一部。”
他还主张，《中国青年》应该多发一些群众来稿，培养造就更多的青年作者。1960年，他从一个会议的材料中发现了两篇优秀的发言稿，立即转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并给当时的《中国青年》总编辑写了一封信，嘱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这两篇文章，分别题为《江南鲜花塞北开》和《我在农村安了家》。前一篇的作者罗荣是四川江津人，1957年与一个解放军干部结婚，第二年到婆家河北隆化县参加农业生产，后来当了会计，她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参加劳动后思想上的进步；后一篇的作者王培珍，讲述了她从天津女七中毕业后，到静海县团泊洼当公社社员经受锻炼的经过。在信中，胡耀邦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很好，真是文情并茂，一口气可以读完......许久以来，我是极力主张我们的报刊适当地但又必须是认真地登载一些来自群众的稿件，特别是来自先进分子群众中那种自传性质的通讯、特写、发言和论文的稿件。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稿子对青年，对我们自己，都是极好的教材。”这两篇文章发表后，果然如胡耀邦预想，受到读者的喜欢。而他的这封信，则推动了《中国青年》在以后的办刊中大量采用生活气息浓郁的读者来稿，并使之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
在胡耀邦的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中国青年杂志社全体员工的努力，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的期发行量达到170万份，成为当时国内有巨大影响力的期刊之一。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担负了越来越重要的党的领导工作，但他对《中国青年》的关心仍一如既往。1978年，《中国青年》复刊。在筹备过程中，杂志社的同志曾登门向已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示。胡耀邦说，应该总结一下《中国青年》办刊的经验教训，办得好的有几条，办不好的有几条。过去总想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论述阶级斗争。我们应该从青年的角度来培养青年的理想、情操。对复刊第1期的《中国青年》准备刊发《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他给予了赞同。在听到《中国青年》复刊后将大力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和献身四化建设的青年先进人物的设想时，他表示，这两方面的先进青年都应宣传，但要优先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你们可开设一个栏目叫'反四人帮青年英雄谱‘，复刊后可以连续报道，开出名单来，报道十个二十个都不算多，这才能反映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风貌。”胡耀邦的这个表态，坚定了《中国青年》站到时代前沿，敢发先声，勇闯思想禁区的决心。可以说，《中国青年》复刊后，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取得全国瞩目的辉煌，除了时代因素外，与胡耀邦的支持和影响分不开。
这之后，虽然日理万机，胡耀邦仍经常抽出时间阅读《中国青年》，读到有感欲发，便写下批语，转给杂志社或有关人员。
保护：“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
胡耀邦对《中国青年》的关怀不仅表现在对刊物的指导上，还表现在遇到风浪时对杂志的保护和对编辑人员的爱护上。
1962年，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撰写了历史小说《刘志丹》，先在工人日报上登载了部分章节，并准备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为了弘扬革命传统，《中国青年》也刊登了其中一章《星星之火》。不料，在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康生在会上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一大“阴谋”。这样一来，《中国青年》也被牵连了。胡耀邦立即打电话给杂志社负责人，让迅速把发稿的情况搞清楚，并写成材料急送给他，由他交给中央办公厅。在之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资料，发给与会人员。由于胡耀邦的得当处置，《中国青年》和编辑部相关人员逃过了一劫。而工人日报社的总编辑，却因此事件被康生等人整死了。
1964年，一个青年作者向《中国青年》投稿，批判著名教授冯定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是“毒草”。由于此稿太长，读者来件组的人就把稿子退了。这个作者又把退稿寄给《红旗》杂志。康生抓住此事又大做文章，让《红旗》刊登此文，并在编者按中点名批判《中国青年》与修正主义“合流”。这一次，《中国青年》又是在胡耀邦的帮助下走出了险境。
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某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这封来信将《中国青年》推到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边缘。12月12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该院党委的来信上批道：“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使《中国青年》躲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清理的厄运。
“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直到今天，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老同志对此事仍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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