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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9年 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在广州
②1955年 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
③1974年 4月，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5年的12月22日，我当时在天津市的南开医院担任院长。那天，我正在医院的手术室里给一位腹内肿瘤病人做手术，突然接到医院办公室主任转述的卫生部的紧急电话通知：“请天津的吴咸中大夫立即去北京卫生部保健局报到，参加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病情会诊。”
“中央一位领导？”做完手术出了手术室，我一边脱手术衣，一边思索着，“会是谁呢？”我这正自言自语，医院办公室主任此时已经来到了手术室外的走廊里，他急迫地说道：“吴院长，市委派来接您的汽车已经来到了医院大院里，正在楼门口等您，市委打来的电话说，请您即刻起程”，听到此话，当时我来不及多想，饭没有吃，水没有喝，洗漱用具也没有带，马上换上衣服便坐上市委派来的轿车，顺着当时凹凸不平的京津公路向北京急驰。
大约是当晚八点我们到达北京，轿车直接开进后海旁边的卫生部大院里。大院里一辆漆黑发亮的“红旗”大轿车正在此等候，有关人员立即请我上车，宽大的“红旗”大轿车飞驰开出卫生部大院，沿着静寂的街道急驰到了解放军驻北京的一家大医院里。
在医院的接待室里，随着匆匆的脚步声，我国著名外科医学专家吴阶平教授走了进来，他表情严肃，没有寒暄，直视着我的两眼，异常沉痛地告诉我说，“患重病的中央领导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闻听此言，我非常吃惊。吴阶平教授接着告诉我说：“总理患的是膀胱癌，已经做了几次手术，现在可能由于肿瘤扩散，使肠管粘连，发生肠梗阻，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大便。现在腹胀严重，还不时出现阵发性的疼痛，医疗组请示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采用中药为主来治疗，安排你来的任务，就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解决肠梗阻。”吴阶平教授言简意赅地说明情况，同时边说边起身从胶片袋里抽出几张X线片子，开亮阅片机，把X线片子放到阅片机上显示。
看了X线片子，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是非常严重的。这时，吴阶平教授提议陪同我一起去见周恩来总理。于是，我们来到一间宽大的病房里，来看作为病人的周恩来总理。在这间宽大的病房尽头的墙壁边上，摆放着三扇白色屏风，走过屏风来到里边，一眼就看见了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周恩来总理仰面躺在病床上，头发稀疏，长长的灰白色胡须，一看就知道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刮胡须了，脸上固定着鼻饲管，身上盖着浅黄色的毛巾被，旁边的架子上吊着输液瓶，正在输液。可是，别看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但总理的双眼依然那么炯炯有神。吴阶平教授走近床边，俯下身去，贴在总理的耳朵边用手指着我说：“这是天津的吴咸中大夫，他来参加医疗组工作！”周恩来总理非常困难地慢慢地点点头，手臂艰难地动了一下，似乎是想握手又似乎是想让坐，我连忙示意；“您不要动，好好养病！”我本想好好安慰周恩来总理，可是，看到周恩来总理那种状态，鼻子直发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饭后，吴阶平教授就立即安排我参加会诊讨论。在讨论会上，我根据病历的记载、身体检查的情况、诊脉的结果，提出建议，我说：“总理患病已久，按照中医辨证来看，属于本虚标实，必须在采取扶正治疗的同时，给予通里攻下法治疗。”当时，我和老中医高辉远认真地讨论，斟酌每一味中药，反复地考虑着剂量的大小。最后，决定按照“小承气汤”的配方作为主方，另外，加用几味行气消胀的药物共同组方进行治疗。我们建议的治疗方案和药方组成，经过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吴蔚然等人的慎重研究以后，同意了。
当晚的后半夜，护士将煎好的药端给总理服下，我们坐在屏风外面的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我不时地站起来，从屏风旁的空隙里，观察着总理服药后的反应。 30分钟过去了， 60分钟过去了，病房里，只有大夫和护士走路脚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的“沙沙”声，没有看到或者听到总理排便、排气的迹象，看起来，这服药没有对总理的肠梗阻产生作用。
转天的早晨，只躺了一个多小时的我就起床了，用凉水擦了把脸，马上参加了第二次会诊讨论。这时候，邓大姐来到了会场，她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和蔼可亲地对我们说：“你们给总理治病，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这第一服中药虽然没有通下来，可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可能是药的剂量小了些。你们把他当成你们的病人，不要总考虑他是总理，就不敢大胆地用药去治！”邓大姐的一席话，打消了我的顾虑，坚定了我的信心。我马上同高辉远等大夫商量，基本上是原药方，但是，药量普遍加大。
当我看到护士把新煎好的药汤一勺一勺喂给总理，看到总理一勺一勺喝下药汤，心情是非同寻常的紧张。三天没有排气、排便，表明肠梗阻已经72个小时了，肠管不通，就不得不依靠输液来补充营养，那样，总理的身体不就更虚弱了吗！
我和高大夫坐在屏风外面的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随着时间的逝去，我的心情就更加焦虑。两个小时过去了，屏风后面终于传来了响动，看来，总理想排大便啦！我心里想着，就从沙发里站起来，来回踱步，从屏风旁的空隙里，观察着情况，总理的警卫员行动起来了，两个人搀扶着总理小心翼翼地向卫生间走去，我的心情微微轻松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警卫员从屏风后边闪身出来，年轻的脸上溢满了笑容，高兴地说：“成功了，总理排出了大便，还有好多气体！”警卫员说完话返身回去，我跟过去，走近病床，身穿蓝白色竖条病号服的总理，在两位警卫员的搀扶下，慢慢地艰难地移动着他那虚弱的身体，走向病床。看到我，他连连向我点头，双眼露出了感激的目光，小声地说：“现在感觉舒服了。”看着总理那感激的目光，我异常感动，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情，总理就那样地感谢我，我在心里说，总理真是一代伟人。
当得知总理排出了大便，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叶剑英等都来看望总理，在病房旁边的会客室里，当卫生部领导、医疗组的领导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请求进一步的指示时，我也破例参加了，邓大姐特别关照，让我坐在小平、剑英同志的旁边，我将两次用药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小平说：“攻下这个办法好，还要继续努力。”听到中药产生了作用，他们都非常高兴。叶剑英同志患腰病，不能久站，一般都是坐在高靠背椅子上，这时候，也从高靠背椅子上站起来，双手合拳，连连拱手，嘴里念叨着：“劳驾诸位，拜托诸位专家啦！”
后来，由于腹腔的肿瘤扩散，肠梗阻再次发生，病情就越来越重了。此时，中药已经不能够解决问题了，医疗组讨论决定，请示中央政治局，只能再给总理做一次手术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慎重研究以后，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再次手术的方案。再次手术以后，总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在麻醉药的麻醉有效期过去后，一直没能苏醒过来。
总理不幸逝世的那一天早晨，大约九点刚刚过去，紧急电话通知医疗组的所有成员前往总理病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崇敬的总理可能要与人民永别了。虽然这是谁也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可是又是无法逾越的时刻。
我们来到总理的病房，这里，充溢着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抢救工作紧张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家的目光同时专注地盯在心电监测仪上，房间里鸦雀无声，偶尔听到几声抑制不住的抽泣声，心电图图像从不规则的跳动转向不规则的微弱的颤动，这表明，心脏已经不能有效地工作了。突然，坐在心电监测仪前阜外医院的陈大夫，由于高度的紧张和过度的悲伤，颓然倒下了，另一位男大夫———协和医院的方教授上去接替她，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十几分钟，最后，心电监测仪上的心电图不再跳动，变成了一条直线。看到这个情况，邓大姐不由自主地大喊起来：“恩来，你安息吧！毛主席还健在！”听到邓大姐的喊声，我意识到周总理——— 20世纪的一代伟人、共和国的杰出领导人与人民永别了。我抬头看了一下表，准确时间是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
闻讯赶来的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来到了抢救现场，观看了抢救的全过程。当总理的心电图不再跳动，变成了一条直线时候，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哽咽着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我们医疗组已经尽全力抢救，但是抢救无效，现在周总理不幸逝世！”
望着邓大姐的身影，听着邓大姐的喊声，我眼中的热泪再也忍不住，“刷”地滚下来了，此时，大家再也忍耐不住，病房里哭声一片。
由于党中央和邓大姐的关怀，医疗组全体成员参加了周总理的全部悼念活动。包括在北京医院的遗体告别、护送遗体到八宝山火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也是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吴咸中教授简介
吴咸中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长、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急腹症医学研究所所长、天津医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急腹症医学事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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