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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一代伟人周恩来离我们远去。30年来人们一直未淡忘他的身影，名诗《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呼唤依然在耳。时值周恩来逝世30周年，本报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联合推出纪念专版。所刊文章从两个全新的角度展现了周恩来为公时的高瞻远瞩，治家时的无私正直。
周恩来不能容忍亲属搞特殊化，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他并不是板起面孔训话，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先生的回忆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周总理就与世界同步关注着环保问题，并在世界上较早提出了“预防为主”、“变废为宝”。周总理的治家和他的环保远见，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里，家国同构，治家就是治国。对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依然是互相影响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对伴侣、对子女、对亲属的态度能够塑造出他的政治品格；而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也足以反映出他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对与错。同时，家庭关系又每每与政事公务关联牵扯，一个人若不能处理好家事，又如何能处理好政事、国事呢？
老一辈革命家在治国与治家的关系上，为我们今天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立了一面镜子。从他们身上，我们能深刻地体悟到治家的重要性。周恩来同志是党风的楷模、治国的典范，同样也是治家的榜样。他对亲属的要求与教诲的点点滴滴，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这是周恩来从一国总理的角度出发，对妻子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召集亲友开了一个会，耐心地解释徇私情的危害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旧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家规告诉人们该如何处理家国关系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对待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
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
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来不及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老爷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
周恩来深深懂得“治家”对于一名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过“亲属关”的困难，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力量。”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仍然面临着如何过“亲属关”的问题，周恩来这些40多年前的论述真可谓远见卓识。
周恩来治家的故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干部的家庭关系一直是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把它当作自己和家庭成员牟取私利的手段。我们是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能不能做到这点，是对每一个领导干部很现实、很严肃的考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6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坚决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周恩来的“治家”，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一种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教育方式。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妨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处理家事与政事、国事的关系的，如何要求亲属子女的，又是如何教育他们为人处世的，给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亲情观、身份观、权力观。因此，在管理、教育自己的亲属子弟方面，领导干部同样要对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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