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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背景
陈苏厚，曾先后担任海南农垦总局局长、海南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2003年退休后，他和老伴双双还乡到海南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长期居住。3年来，"编外村官"陈苏厚带领村民们办的件件实事让村子焕然一新：修桥铺路；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农村电网；建设农贸市场；牵线搭桥，开展联乡帮扶活动；修建卫生院；创建文明生态示范村；改造危房；建立香蕉合作社；养殖乳猪……
在担任海南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之时，陈苏厚使海南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致力于推动海南省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种植业，创造了海南省农业产值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幅度的奇迹，许多农民因此摆脱了贫穷的生活状况。目前，海南省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热带水果和冬季蔬菜的供应基地。
如今，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家乡。一个小村庄因为他的到来，改变了贫穷的命运。
我就是那个笨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副省长回老家种田，很稀奇啊。
陈苏厚(以下简称陈):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好的马儿不吃家乡草，好的姑娘不吃阿婆饭，意思是优秀的人都要远走，不会再回来，只有笨人才回家乡，我就是那个笨人。(笑)
记:您老是真的把家安在这里住下去了吗？
陈:我们永远不会走了。
记:我看了你的《我与农民》这本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你在开篇就写了这么一句话:"真正的苦难在农村，真正的快乐在苦中。"你的这种体会从何而来呢？
陈: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最辛苦就是农民，最困难的还是农民。
记:现在你还这么觉得吗？
陈:现在还是这样。所谓工农差别，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农村的差别，一些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现在幸福的日子是从哪里来的。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吃过这种苦的，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苦难也是一种锻炼，苦难当中也锻炼人的意志、人的智慧和本领。这些经历让我感受很深。所以苦中也是一种乐。
记:我冒昧地问你，好多身居高位的人，比如那个田凤山，也有一样苦难的童年，可是他在奋斗之后，却在临退休前变成了大贪官……他们忘了本了。
陈:我不敢说我没有忘本，可是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重复了一遍)这是我对农民，对农村的感情问题。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那样，安逸非吾志，愿为民排忧。我参加工作以后，我一路都是管老百姓，管农民的。我一直在跟农民打交道。这一辈子我都在搞农民工作，对农民的苦楚，对农民存在的困难，我都了解。现在，我们从农村出来了，有了一定的权力，我们更应该为农民做点实事，对他们有个好的交代，该为他们讲公道，鸣不平。不忘本的话有人讲得很多，可是真正不忘掉农民的人，很少。
记:记得你的书里写过，你觉得你自己的性格，就是农民性格。
陈:是啊，小时候我们全家人逃难，开荒种田在很偏僻的地方，每当谷子成熟，我们怕野猪糟蹋，我和侄子两个当时年纪都很小，却要到田头去看护，夜里不敢睡觉，经常要大声吆喝，打竹筒，甩竹鞭，一直到天亮，嗓子都哑了……这些都养成了我的性格，很倔犟，农民德性嘛。
记:你一直在说，自己也是农民。
陈:对，我也是农民。我在我的书里第一章就写，我是农民。
记:有人会觉得，你这么写是不是在作秀呢？
陈:很多人可能在问，你是不是在作假？你说你是农民？可是我写的四本书，全部都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这是我最关心的。
记:好多做官的，可能说得容易，做起来却真的很难。
陈:很难。豪言壮语真的很容易讲，但是长年如一日去做，很难。
贫困的不只是家乡
记:你离开家乡临高南宝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里每次回来，你觉得家乡的变化大吗？
陈:总的来说，这些年，有变化，但是变化比较慢。
记:你的意思是比起外面的城市？
陈:比起外面的城市，比起先进的地区都比较慢。我的家乡南宝到现在为止，都是贫困乡镇之一。贫困的原因方方面面，南宝镇位置比较偏远，别人认识不足，领导重视不够，以前又路不通水不通，造成家乡发展落后。我每次回来，都为家乡的发展感到担忧。
记:听说你这20年来，每年春节都要回家乡过。为什么呢？
陈:以前的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纪律很严，越是节假日越忙，回家乡的时间就很少了。从1985年以后，我每年都带孩子、孙子全家人回来过年。
记:像你的孩子孙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可能对家乡的认识已经很淡薄了。
陈:我就是要培养他们对农村，对土地的感情，更要了解家乡是怎么贫困，自己是怎么幸福，加深对他们的教育。
记:听说好多农民乡亲都专门趁你春节回家乡，来登门告状。
陈:我每年回来，不是回来转转过个年就走的，我小时候是靠生产队养大的，我的爱人也是跟这些妇女一起参加劳动的，她插秧理地这些活都懂的。我每年回来，都会把村里的每家叫一个人来，跟我们一起吃个饭，还有与我爱人一起参加劳动的妇女朋友，都一起来。我说，我们是你们的孩子，现在你们的孩子都当官了，跟你们相聚的时间不多，一起喝个酒，我们都是按照辈分来叫(对方)的，喝起酒他们什么都说，通过他们，我可以了解农村，了解家乡的情况。
记:你的家乡也是海南农村的一个缩影？
陈:对。每一年我们回来都请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来吃饭，村里一共100户人家，30多位老人，老人都是受苦受难过来，他们受到我们这些后辈的尊重是应该的。如果谁身体不好不能来，我还要给他捎一个小红包。跟村里人感情好，他们有什么事都跟我们说，跟我们讲。
记:你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陈:一刻都没有。有一次我回家乡来，几个父老乡亲对我说:你是全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听说全省水利都搞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这里的水利工程没人修，农民这么穷困，怨声不断呢？我当时觉得非常羞愧。如果我官当得再好，自己的家乡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也不能说自己做好了。而且我有负于父老乡亲对我的养育之恩。
记:我冒昧问一句，你这么大的官，要说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为家乡做点事情，是不是很容易呢？你有没有这么做过呢？
陈:我当过临高的县委书记，(后来)也当过副省长。一个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工作，一个省长，他管全省的工作，如果为了自己家乡做太多偏心的事情，人家会说你为了家乡谋私利。当然我做副省长的时候，我也为家乡搞了点钱回来，但这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做的工作，而且还很不够，如果利用职权弄很多回来，这不难，但是你这个副省长怎么当？而且我也没有时间，我当副省长，四处跑全省乡镇，有时候路过回来一下，没有时间管这么多。对家乡，我有心也有力，权力有，可是我做不到。
记:想做，但是不能做。
陈:不能做，也不该做。如果我想，我一年可以改变我家乡的面貌，但是我不能。全省落后的地方很多，贫困的地方也很多，并不只是你的家乡。
记:每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落后，你心里舒服吗？
陈:如果感到很舒服，如果对家乡的贫困视若无睹，我就不会回来了。我之所以回来，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做得不够，我为我自己以前做得不够而难过。
记:这是你"忏悔"的一种方式。
陈:(笑)不算忏悔，是后悔。我这是将功补过吧。
记:回乡是你们早有的心愿？
陈:这个选择，我们没有跟其他人一样，不是思想斗争的结果，这是我们的爱好，很自然的选择。我们经常回农村。
说我当农民是假的
记:你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
陈:没有离开过，即使没有时间来，心也在这里。像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回家乡的人很少，我知道的是全国只有三个，我们中央讲重视"三农"，可以说，中央的重视够了。但是下面真正重视"三农"的干部，并不多。真正落实有关"三农"的政策很难，不然为什么农村发展一直比较慢？还有就是为什么大家住城市就没人宣传，我回来住乡下就成了新闻呢？这种行为本身就显示了重城市、轻农村的思想。到农村住好像是档次低了，低人一等了。
记:你觉得回乡下住不该成为新闻。
陈:外国的总统退下来了，回乡下住是很平常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我现在退休了，什么官都不是，新闻说我回来当农民，其实这也是不对的。说我想回来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是真的，但是说我当农民是假的。
记: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我已经70岁了，怎么回来当农民呢？带领大家兴修水利啊，种些果树啊，参加劳动啊，这些都只是轻微的劳动，也是一种锻炼。为农民办点好事是真的，说我农民的本色没变也可以，但是我还拿着政府的退休金，我怎么可以说是当农民呢？
记:你比我想像的更坦诚。(笑)很多当官的人退下来会觉得不习惯，这种感受你有吗？
陈:平民的生活我很习惯。而且我记得前一阵子回省城有个会需要我发言，我发言的体会就是:从城市转回农村，与民同乐。(大笑)
记: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快乐呢，还是以前当官的生活快乐？
陈:当然当官也有当官的快乐，回农村也有农村的快乐。
记:当官的快乐是什么？
陈:当官有很多工作做，你做个大官，很多人尊重你，拜访你，崇拜你，我为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虽然辛苦，但是也很快乐。现在回老家，接触的面更广了，跟农民接触更多了，快乐的对象不一样。退休后在海口打麻将也快乐，可是现在回来，广阔的农村天地都是我的，我还可以为大家做一些实事，不是更快乐吗？我为老百姓摘掉了穷困的帽子感到自豪和满意。
我是最小的官:顾问
旁白:陈苏厚在家乡创办"农民香蕉合作社"，帮助农户种植香蕉致富。"农民香蕉合作社"最初只有7名会员，陈苏厚当顾问，共种植54亩香蕉。第二年他们便获得成功，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清理了以前的欠款。2004年，松梅村家家户户开始种芭蕉，人均年收入达到1800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记:这几年经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的面貌，觉得自己干得怎么样？
陈:这几年村里有几个大的变化，过去一个脏乱差的村庄，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文明生态村，家家户户低围墙，大场院，家家户户都有卫生间，自来水，都有沼气用，过去村里的路很差，现在公路通到家门口，有幼儿园，乡村公园。
记:这些一条条说起来都很轻松，做起来难吗？
陈:很难。
记:难在哪？
陈:农村落后思想多，农民的生活习惯要改变，要破除，修路要拆他的房子，他也不愿意。
记:你要去做工作吗？
陈:一家家去说，去讲道理。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有益处。他们才肯。
记:是不是有你的威望在里面呢？
陈:(得意地笑)副省长有多少个？他们还是信任我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松梅村以前是芭蕉空白村，现在变成有名的橡胶村、芭蕉村。以前为什么不种？没人带头，不懂技术。
记:你采取的是用七户农民做试点，组成农民香蕉合作社，他们的成功带动更多农民。
陈:对，他们是一个示范，看着他们富了，其他人自然跟上了。有一户村民一亩地收入了1万块，他们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跑来告诉我。
记:你担任的是什么工作？
陈:我是最小的官，顾问。
记:顾问管什么？
陈:我这个顾问管的多啊，资金没有，我要协调贷款啊，我来做一个信誉担保，说一定会还人家才肯贷啊，技术上出现问题了，我要去找技术部门，请人来讲解技术啊；还有要带动农民搞销售，组成两个公司卖芭蕉。把农民的芭蕉卖出去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有九个省的人来我们村购芭蕉了。
记:刚才我跟阿姨聊天，她说农民对种芭蕉有顾虑，最怕一场台风来了前功尽弃。你怎么说服他们呢？
陈:农民怕台风，台风是有很大影响，可是第二年，新的芭蕉树会再从倒下的芭蕉那里长出来。但是不能因为怕台风，怕市场就不种。这样永远都不会富裕。
记:这个顾问有钱吗？
陈:(笑)我这个顾问是辛苦的顾问，亏本的顾问，我请人来帮忙做事都是在我家吃饭，吃亏大了。
记:那你得到了什么呢？
陈:我得到的太多了，我自己也得到了跟以前当官不一样的锻炼和提高，当然还有很多快乐。
我放下一切官架子
记:你带领农民致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便利条件，就是你路子多，认识的人多，如果你不利用这些关系，是不是会有很多困难呢？
陈:这个肯定啊，农民有想法，还要有人支持。过去我在位的时候，有一定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不能老用在自己家乡上面。我退下来，这么多年，从当县委书记，到省里主管农业，是认识很多的部下、干部，我这么老了，还带着大家致富，应该说，他们还是给我一点点小面子，但是这些都是在政策允许下的。
记:会不会干扰他们的工作呢？
陈:我从来不会干扰他们的工作。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有时候我也不会出面，但是我会指导一下村里的村委干部、主任，让他们去做，也让他们去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
记:这些村主任啊，镇长啊，有你在这儿，会不会也感到很有压力？做得不好怕你骂？
陈:我不会给他们压力。我不会去批评他们，也不会指手画脚。我来到农村，已经放下了官本位，放下了一切官架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信服你。你不能拿副省长的架子去压人，要求别人为你做什么。当然，我想到的问题，看到的问题，有时候我也会给他们建议一下，考虑一下，碰到一些难题，历史的难题，他们也会来请教我。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啊。
记:从你的实践来看，农民致富难不难？
陈:如果有人带动就不难，关键是没人带动。
记:从你多年的农村管理来看，你觉得农村现在最缺什么样的干部？
陈:精抓细干的干部。现在农村的工作，干部不是不做，但是缺少精抓细干的干部，缺少务实的干部，缺少带领农民致富的干部。比如做村官，人家几点要来收芭蕉，你要组织村民提前把芭蕉砍好准备好，而且收香蕉的时候，每家多少斤，你都要做好记录，芭蕉款拿到，你要记住每家多少钱，怎么还信用社的钱，都要心中有数。干部都要全程服务。
记:农村问题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陈:主要是帮助农村的基础设施，生产环境，比如抗旱救灾，修建水库这方面，需要政府长期扶持。农民自己解决不了，要靠政府去做。
记:这几年的农村生活，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陈:虽然我家乡有所改变了，但是跟先进地方比，还很落后，有进步，但是还得慢慢来，脱贫是个长期的工作。我的感受就是，农村里"三农"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而且"三农"问题一定要引起各级的领导注意才能解决得了，第二个要把"三农"精神系统地落实到农民头上，还要下些功夫。这是很难的。
记者手记
宽宽的乡村路，低矮的围墙，成片的香蕉、橡胶树，成群的鸡鸭，陈苏厚和他的老伴骄傲地领着我在村里村外参观，还在邻居的猪圈旁，赶着一群群大小猪们，展示他们当地的优良品种临高乳猪。沿途碰到的村民都亲热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孩子们笑嘻嘻的一声"阿公""阿婆"就可以让两位老人的脸上露出最灿烂的笑容。他们，是属于这片土地的。
中午老人给我做了丰盛的农家菜，几个一大早过来商量香蕉园修路问题的基层干部也在老人家里蹭饭吃，两位老人说，希望我过几年再来村里做客，到那时候，村里经济会变得更好的。我说，我盼望着那一天呢。
人物档案
1936年生于海南省临高县的陈苏厚，1954年参加工作，历任乡文书、乡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1988年海南建省后，任省农垦总局局长、党委书记。1990年2月，当选海南省副省长，主管农业。他通过调查研究，写出《海南特区农业发展认识与实践》、《我与农民》、《村野集》等专著，长达100多万字，另著有关"三农"问题调查报告2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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