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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旧时称低级武职)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两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这支军队为啥听不到真话？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305毫米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两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两舰到底有几枚305毫米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两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其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两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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