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任期今年年底届满。谁将出任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早已成为国际外交界的重要幕后游戏。
这是因为在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反恐“战争引起的“文明冲突”的双重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性有增无减。
在新的国际局势以及难以预料的国际危机中，联合国秘书长常常具有微妙而重要的影响力，以至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以安南为例∶当年北约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轰炸主权国家南斯拉夫，本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可是安南以各种方式为这一行动开脱，尤其是迅速批准以“战犯罪”起诉米洛舍维奇，使得北约的军事行动获得“合法”的色彩。
所以尽管安南的任期尚余大半年，主要大国早已开始幕后酝酿和幕前公关，推举自己中意的下一任人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要传媒近来也纷纷对此作出专门分析。
安南惹恼了美国右翼
按联合国宪章，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后经联合国大会任命。所以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五大国一致，是秘书长人选的必由之路。
另一有趣事实，是安理会所有表决都是公开投票，惟有推荐秘书长人选，却规定是无记名的秘密投票。如果候选人被否决，尽管人人皆知哪个大国作梗，联合国纪录上却不记载投否决票的国名。
总之，秘书长人选的关键，是与五大国的关系。现任的安南便是典型。
1996年底，第六任秘书长加利竞选连任，得到安理会除美国外所有14个成员国的支持，而美国一意反对，以否决票使得加利落败，再成功地使华盛顿中意的安南当选。
安南上台之后，不断回报山姆大叔。除了前述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还提倡“人权高于主权论”，并且积极支持日本“入常”。无怪五年前连任时得到华盛顿鼎力支持。
不妨回顾缅甸籍的宇丹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期对非殖民化过程的推动，秘鲁籍的德奎利亚尔担任秘书长期间，帮助促成南美洲民主化的重大进展。
对比之下，身为黑非洲儿子的安南连任两届秘书长，非洲的经济发展和民族生存灾难却日益恶化，由此可以看到安南在任上关心的主次。
伊拉克战争以来，安南与美国开始交恶，原因是安南原是克林顿政府看中的人选，在华盛顿的渊源大都属于民主党一系。
布什在外交上走的是与克林顿截然相反的单边主义，在九一一之后，摆出“踢开联合国搞反恐”的一意孤行架势，尤其在伊拉克根本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
这难免引起联合国上下和安南本人的怨言，惹恼了对联合国向来没有好感的美国右翼。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安南与其他联合国大员都有暗中支持克里的行径，布什政府因此与安南几乎彻底翻脸，抓住安南儿子卷入伊拉克石油换取粮食计划中的腐败行为，放出要安南引咎辞职的风声。
经过原克林顿政府驻联合国代表霍尔布鲁克的斡旋，这一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可是安南与华盛顿的密切关系再也无法复原，更毫无可能竞选连任秘书长。
布什政府关注下届人选
由于伊拉克泥沼和“反恐”的其他挫折，布什政府重新注重联合国和多边外交，下一任秘书长的人选自然成为关注焦点。华盛顿目前的公关宣传重点，是企图破除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地域轮换惯例。
按照这一惯例，因为前四任秘书长分别来自欧、美、非三大洲，下一任秘书长理当是亚洲人。美国目前和英国串通，宣扬作为欧洲一部分的东欧地区从来没有出过联合国秘书长，所以应该打破常例，让东欧人出任下届秘书长。
这里的如意算盘，是“新欧洲”是当今世界普遍反美潮流的例外，华盛顿在该地可以予取予求。
笔者认为美英这一策划的胜算极低。因为第一，地域轮换虽是不成文惯例，但行之已久，深入人心；第二，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而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第三，“新欧洲”是美国蚕食俄罗斯势力圈的前沿，莫斯科因此决不会轻易放弃在安理会的否决权，而在联合国受制于华盛顿。
这也提醒北京必须充分行使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大权，保护自己的外交利益，决不能在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韬晦”。所以可以说，下一届秘书长的成功人选，只能是中美两国可以达成共识、共同接受的亚洲人士。
在这一前提下，国际上出现许多人选猜测，比较热门的有泰国副总理素拉吉、韩国外长潘基文、东帝汶外长霍达(Ramos-Horta)、斯里兰卡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丹那帕拉(Dhanapala)等人。以笔者之见，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和外交家许通美也都是恰当的人选。
国际传媒几乎毫不注意的另一重要事实，是联合国成立60年，从来没有过穆斯林秘书长。进一步说，除了宇丹，所有的秘书长都是基督徒(安南自幼在加纳的美以美教会寄宿学校受教育)，埃及人加利虽然来自回教国家，却出身基督教世家，他的名字布特罗斯，便是基督教人名彼得(伯多禄)的阿拉伯语形式。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隔阂对立日益加深之际，由穆斯林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似乎是帮助缓和“文明冲突”的有效途径。问题是华盛顿很难接受一个真正独立的回教人士，而北京则必须防范美国借此推举所谓“温和”回教国家如土耳其、约旦等国的西方代理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