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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湖南老人郑大爷进京看病。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门口，有人拦住郑大爷说，北京西郊有个诊所能治他的病，还省钱。于是郑大爷没有进北医三院，而是在那个诊所买了1000元钱的中药回老家服用。一年后，郑大爷被查出患有肺癌，晚期，不久去世。
“是医托耽误了父亲的病情。”最近，郑大爷的儿子对笔者说，“如果父亲没有被骗，早点查出是癌症，说不定有手术的可能。可病情被耽误了一年……”郑大爷被查出癌症后，他陪着父亲再次来到北京治病，亲眼目睹了医托如何巧舌如簧、纠缠不休，“他们简直就是附着在医院周围的毒瘤！”
“越可怜的人越好骗，病急乱投医，说什么信什么”
北医三院保卫处副处长巨睦说起他的战友被医托欺骗的事，忍不住叹息：“原来他的眼睛好得很，可现在失明了，一直没恢复。”
那是1999年，战友的视力下降，在同仁医院眼科看了一段时间，没效果。“你这病好治，去××医院找××大夫。我有个亲戚得了你这病，就是在那里治好的，还省钱。”有个陌生人挺“热心”地说，还写了医院的地址和大夫的姓名。巨睦一打听，这个石景山公园附近的小医院确实有行医资格，医生还是同仁一个老医生的儿子，就让战友去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医托’这回事。后来想起来，这个医生翻起眼皮看了看，就开了2000多元钱的中药，什么检查都没做。带我战友去的，肯定是个医托。”巨睦说。
战友在那个医院住院半个多月，视力没有好转，开始呕吐。家人把他转到附近大医院做CT，检查出是脑膜瘤压迫了视神经，立即转到肿瘤医院，切除了肿瘤。“可是已经被耽误了，失明了。肿瘤医院的医生跟他说，保住性命已经不错了，再拖延下去，就有生命危险。”
家住北医三院旁边的齐大妈(化名)有时候跟医托聊天，和当了一年多医托的一个小伙子熟悉。一次，齐大妈看见一个女人被两个年轻人扶着从车里下来。“那个女的看上去病得很厉害，靠在旁边人的身上，头都抬不起来，也没力气说话。那个小伙子笑嘻嘻地上去跟他们说了一阵话，他们就拿着他给的写有某家骗人‘医院’地址的纸条，打车走了。”
齐大妈忍不住说那小伙子：“你看人家病得都要死了，这样的人你也骗，还给人活路吗？”
“就是这样的人，才要骗他。越可怜越好骗。”小伙子回答，“你想，本地人都有医保，骗他，他也不会往别地儿去；外地那些经常出差到处跑的人见识广，骗不了他；就是这种外地上北京来看病的人，不熟悉这儿的情况，病急乱投医，说什么他信什么。”
骗人的宣传材料发到医院附近的地下室旅馆
北医三院附近到底有多少医托？北医三院保卫处治安组组长王斌说有三十多个。而齐大妈肯定地说，有五十多个，年后回来了二十多个。笔者在北医三院内外采访一周，看见医院内外至少有十二个医托。
在北医三院附近的地下室旅馆中，住着很多外地来北京看病的患者和患者亲属。笔者选择了一家名叫“园北”的旅馆进行随机采访，发现这里的患者几乎人人都有被医托欺骗的遭遇。
来自河北张家口的马先生说：“医托太多了，我去哪个医院都能遇见，什么宣武、天坛、301，门口都有好多医托。他们的话我都背熟了，他先过来问你得的是什么病，然后赶紧说我的亲戚也是这个病，这里不是看这个病最好的医院，我给你介绍一个专家，去年某某也是在他那里看好的。想办法把你骗到那里去。”
旅馆门口负责登记的侯先生说：“住在我们这里，上过医托当的人特别多。医托还给我们一些‘专家’的证书和影印资料，要我们给住在这里的旅客介绍，说给我们提成。我没答应，我看他们也太过分了。”
新疆的冯先生刚下火车就被医托盯上了。“这个人说看这个病最好的医院，是首都师范大学旁边的北京中管卫中医研究所，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也说这个地方好，于是我就有点相信了。去了以后看到很多证书锦旗，而且看病的人态度非常好，我就相信了。白白交了1000元药费。”
在旅馆值班室里，一个东北大姐对笔者说：“最惨的就是农村来看病的，农村来的根本看不起病啊，没钱怎么治？很多病人来了几天，连号都挂不上就得走了。医托这时候就会过去说，你们农村人没钱治病，我给你介绍几个专家，收费很少，但是效果很好，乡下一个妹妹就是在这里治好的，等等，把人家仅有的一点钱也骗走了。”
医托有四五伙人，将患者骗往四五个不同的地方
在北医三院保卫处工作了十六年的保卫员王兆亮说，北医三院门口的医托是2000年以后才多起来的，之前没几个，也不敢明目张胆；到了2003年以后，医托越来越嚣张，人数也越来越多。
“医托很多是湖南衡阳地区和常德地区的人。以前北京对外地人管理力度大，他们不敢随便来。取消暂住证、收容法以后，越演越烈，因为没有约束他们的东西了。”王兆亮说。
据知情者透露，北医三院附近的医托有四五伙人，将患者“托”往四五个不同的地方。医托之间都是老乡甚至亲戚，有母子一伙儿的，有夫妻一伙儿的，也有一家子抱着小孩一伙儿的，等等。
医托都是被小医院或诊所雇用的，双方五五分赃。医托内部有帮派。据知情者说，以前盘踞在北医三院附近的一帮医托，每人每年收入十五万元左右。两年前，现在这帮医托把原来那帮赶走了。这帮人里，最能挣钱的是两个男胖子，夏天的时候，一天能“托”走十来个病人。“这两人一个月收入1万元是没问题的。其他人不如两个胖子厉害，但是一天也至少能托走四五个，有的时候七八个，甚至更多。”
北医三院保卫处治安组组长王斌证实，这些医托里，不断有人走，有人来，但有些老面孔在北医三院门口已经晃荡了两年了。
北医三院保卫处副处长巨睦说，这两年，北医三院联合公安机关，对医托的打击比较厉害，仅2005年下半年就打击了两次。“他们以前还敢明目张胆地拉着患者，这一两年，只发宣传材料和写纸条了。”巨睦说。
可是北医三院门口的医托并没有因打击而减少。巨睦说起来很无奈：“打一阵好一阵，过段时间又来了。”
只要雇用医托的小医院小诊所仍然存在，就总会有人被利益诱惑去当医托
“根子在非法行医。”巨睦说。巨睦认为，只要雇用医托的小医院小诊所仍然存在，医托这个行当就会有利可图；这样就总会有人被利益诱惑去当医托。
北医三院2004年1月5日曾给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提交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医院周边号贩子和医托的情况并提出整改建议。
这份报告称：“这些医托大多将病人带至香山、五棵松、石景山、亚运村、公主坟等地的军队、武警及某机关大院的门诊部找某某大夫。经我们了解，这些所谓的大夫并非上述门诊部的正式人员，均是租用门诊部的诊室，然后让医托为其拉病人。”
王斌在协助民警取证时，常常发现雇用医托的诊所深藏在某个部队大院中，而前去取证的人常常被守门的战士拦下。王斌认为，有关部门对医托的整治没有联合起来，是至今劳而无功的重要原因。
该报告认为，整顿医托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不够；二、医托问题的定性不明确，对医托只能进行批评教育，收效甚微。
据北医三院保卫处记录，2005年4月至5月，抓住医托4人。“抓了根本没用，取证很难，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管这个，派出所抓了也只能放回来。”巨睦回忆，这几年，派出所只关过一个医托，是一个老太太，因为执法人员盘问她时，她跟执法人员“捣乱”，于是派出所以“扰乱社会秩序”关了她七天，又放了。
而医院保卫处只能在患者投诉时，让患者自己将医托指认出来，帮患者追回钱款，并赶走医托。“这些医托也懂一些法。他们会说，医院是公共场所，我什么都不干，呆在这儿不行吗，你们没有权力赶我走。或者挂一个便宜的号，就说是来治病的。有些医托被抓住了，会说自己是法盲，不知道雇用自己的医院是不是合法，自己只是来发广告。”巨睦说。
就此，北医三院提交的报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建议制定有关医托问题的专门法规，使今后处理此类问题有法可依；二、建议清理整顿军队大院内的小门诊部，使医托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如果看病不是这么难……
这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一早晨。6时30分，北医三院门口排队挂号的人群已经排出挂号大厅，排出医院门口。7时，开始放号，陆续赶到的人们依次排到队伍末尾。7时10分，队伍的前端开始骚动，“怎么专家号就没了”？人群中有人叫喊。7时40分，队伍后端有人开始离开。“这会儿普通号都没了，还排着干吗？”有人低声抱怨着走了。
“给我50元，明天我帮你排号。”北医三院门口一个卖水果的大妈说。“我这算便宜的。你去找那些票贩子的话，200元的专家号能多加500元卖给你。”
武汉来的李浩(化名)正是为了一个原价5元卖到60元的普通门诊号，跟票贩子打了起来。“我们这点小病，总共看下来最多也就100元左右，挂个号就要我60元，你们太黑了。”
齐大妈回忆起四五年前的北医三院仍然感慨。那个时候，来这里看病的主要是北京人，随时来都能挂上号。“现在不行了。票贩子雇人在每个窗口都抢先排上，一开始挂号就每人抢上两个。一般人想挂号，冬天早上五六点来能挂上普通号，夏天得早上四点来，专家号几乎是不可能挂上的。现在几乎只有儿科、产科、急诊，病人几乎随时来都能看，别的科都一大早就没号了。”
“现在看病太难了，我们挂个号就要凌晨爬起来，但那七个人(笔者按：指票贩子)一直就在最前头，一个个还特别横。”家住附近的李大姐说。
“外地人专门来北京看病的就惨了，如果没钱住旅馆等着挂上号，要么被号贩子宰上几百元买个号，要么就被医托弄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齐大妈说，“你去问那些被骗的人，十个有九个会跟你说，反正没号了，想看也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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