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友好源远流长。即使国际环境恶劣的冷战时期，日本对华友好派人士对中日两国友好大局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对华友好派到哪去了呢？
对华友好派分五大类
究竟什么是对华友好派？过去我们往往从是否参与友好活动、中日经贸及其他交往的态度划分其是不是友好派。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怪圈：中日经贸往来不断发展，但由于日本国内教育、历史观等问题，有利于友好和不利于友好的两种因素却同时也在增长，而且经常会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换言之，所谓的对华友好派有时也会表现得不友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分清友好派的类别。
二战后，对华友好派主要是基于四大因素形成的。一是反战和平因素，二是经贸互利因素，三是文化交往因素，四是国际环境因素。促成因素的不同，日本对华友好派的类别也不同。
一是反省友好派。这里既有日本国内的反战人士，也包括以各种方式从中国回国的日本人，其中不乏战犯。他们因反省战争而对中国人有负罪心态，因而致力于中日友好，这是日本人里感情、认识最接近中国的一群人。这些人有时比中国人更在乎中国，对中国的友好始终不变，只是受到年龄、身体及经济实力的制约。对于近来中日关系的恶化，这些人最为焦虑，总是自己埋头出力，想方设法去修补。有的长期在中国义务从事教育、环保等活动，有的在日本积极为中国留学生服务，被称为“最可信赖的人”。但这些友好派人士因常批判政府，往往受到封杀，政府及主流媒体几乎不给他们公开说话的空间。他们只能如“草根”深藏民间。现在这股力量出现了“高龄化”、“少子化”(缺少接班人)、“边缘化”的特征。
二是慈善友好派。这是一些善良的市民，注重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服务。中国留学生和旅居者多数属于收入少、地位低的弱势群体，因此会时常受到关照。这些乐于助人者不一定有明确的历史认识和政治头脑，许多也没有到过中国，可能也不了解、甚至不关心中国，他们只是以一个善良人的仁爱之心看待离开家乡、需要关照的中国人。当中日出现纠纷时，他们中有的人会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但有人也不能从是非曲直上去加以分辨，会觉得中国人过于较真。
三是文化友好派。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一直着迷于中国文化。日本人留学中国、学习中文、前往中国观光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世界“中国热”中最热的一支。这些人多具有中国情结，甚至与中国人结婚，成为中国人的“姑爷”或“媳妇”。但这些人多不愿过问政治，对历史观等问题多持暧昧、回避态度。有的对中国的诸多问题还有一些误解，会从“左”的角度批评中国改革，有的则走向反面，引用中国古典散布反华论调。
四是经济友好派。1952年，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等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与新中国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从此，以民间交往为契机，一大批对华友好派被培养出来。中国市场是日本的10倍左右，中日友好对两国贸易有好处。但是，这些大企业大多有自民党的背景，因此不愿反对小泉外交政策，鲜有制约力量。另外，这批友好派较为理性，大多只是认识到必须与中国交往而友好，却难以培养对华的真情实感，只见利益，不见友情。甚至有人认为中日关系应按照西方外交模式，只谈利益，不谈友好，完全忽略了中日关系发展必须建立友好基础的特殊性。
五是官方友好派。有人曾说日本官方并无真正的“亲华派”，应称为“知华派”。其实不然，政界是社会的一部分，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诸多“老朋友”都是政界人物，包括前首相石桥湛山、执政党元老松村谦三等。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界主流派也开始出现田中、大平等对华友好派。此后，对华友好派呈现出官民并举的发展态势，“以对美关系为主，同时也大力发展对华关系”曾一度是日本政界的主流思路。邦交正常化后，许多日本首相和外相以及加藤纮一等著名政治家，包括今天内阁中广为人知的“亲华派”二阶俊博等，都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官方友好派的主要特征是从日本政府当时的利益出发，尽量淡化个人色彩及政治历史等价值因素。当前，自民党主要帮派中实力较强的桥本派和加藤派，领头的就是友好派。但是，一方面，当前自民党各派在对华外交与政治整合上正处于混乱状态，官方友好派并不能全面管束派系人马的对华态度。另一方面，一些官方友好派最近出现了“政经互反”的现象，即一味强调中日经贸发展，却对中日政治关系倒退持无所谓的态度。
当然，最近官方友好派与民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1972年前，中日友好是“以民促官”。之后就进入了“官民并举”的阶段，甚至出现过“官强民弱”的情况。但近几年来，对华友好派重新出现“民强官弱”的特征，官方的友好力量明显弱化。在此背景下，官方友好派与民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如民间主张对华友好的“七团体”的会长中就有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前外相高村正彦等。前首相村山富市和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也担任日中友协的名誉顾问。
对华友好派承受巨大压力
其实，从人数上看，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对华友好派人数并不少，但友好派没有上层权力支持，没有政策依托，欠缺精神支柱，成了缺少民意拥护的非主流派。与此同时，对华友好派受到了各种压力，其中以国际压力(后冷战时代国际保守化等)、国内压力(日本政界、媒体、社会对华态度的全面变化等)、中国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出现某些弊端等)、观念压力(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等)、交往压力(国际社会一体化和双边关系成熟化使政府交往大大超过民间交往等)为主。
在这些压力下，大家普遍关注政界的变化，其实政界与过去相比，变化并不大。真正使人担忧的是以媒体和学界为代表的知识界的变化。这些领域过去都是对华友好派占上风。但近年来却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日本内在因素如国家对媒体的操控，使媒体带动学界出现了严重媚上、媚俗的现象，而日本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极高。去年以来，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媒体扮演的角色尽人皆知，不容回避。
最近，一些知识界人士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小泉让一步，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也让一步，不再追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正是日本教育中有关历史观部分的空白及偏颇，造成了今天日本人对战争的糊涂观念，使小泉等参拜获得了很大的社会空间与民意支持。这种不明因果的建议如实地表现了今天日本某些友好派在思想上的困境。这些友好派知道中日关系对日本的重要性，但长期形成的历史观、亚洲观以及日本今天的社会风气又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容忍、迁就政府强硬派的作法，即使有所反对，也仅仅是怕中国等反应太强烈，使中日关系全面崩盘，日本将会十分麻烦。
当前，日本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中国特需”等国际因素，但整个社会政治、教育等人文环境容忍甚至接受错误史观，无法有力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破坏中日友好的言行。这也对我们几十年中日友好的传统思维提出了挑战：是不是经贸交易量的增长就一定能表明双方的心灵相通？经济利益的交换能否代替基本是非、政治原则的建构？
如何团结友好派
是否有正确的历史观，是日本人对华情感的政治基点。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两国2000年交往史上，有过一段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不幸经历。小泉的误区在于他以为可以在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维持与中国的“正常交往”，结果破坏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把中日关系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中日友好关系的大局是对华友好派赖以生存的基础。对华友好派一直依存于这个大局，推动中日友好事业。这至少可理解为三点：第一，“反省历史，永不再战”是中日两国人民超越分歧的最高共识。第二，“独立自主，反对霸权”是中日两国人民维护和平、深化友好关系的政治背景。第三，“互利共赢，面向未来”是中日两国人民维护和发展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把握这个大局，既可以团结对华友好派，寻找到与对华友好派的共同基点，也可以使对华友好派明辨方向，明确敌友，建立信心，纵横有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