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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不会动摇 转变政府职能是当前根本任务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文章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8个年头，尽管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但成绩是主流，改革已经深入人心。文章说，当前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或者是叫改革政府权力运作模式。
文章指出，改革不会动摇，改革的内容却是具体的变化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一切改革的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但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长期过程中，影响甚至是阻碍这个中心目标实现的困难和问题却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改革的核心内容。每个历史时期，必须抓住改革的根本任务，只有抓住了根本，才能确保全局的胜利。所谓的改革攻坚，攻的就是这类根本性的问题。
文章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许多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而表现为现实生活中许多突出的矛盾，如三农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腐败问题，等等。
文章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政府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与权力运作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改革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指向政府自身存在的弊端。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目前政府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化乃至私人化了，政府成为利益主体，政府权力运作往往表现为越位、错位和缺位。我们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文章称，就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因征地而引发的许多矛盾来看，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既有越位，又有缺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农民成为了利益的牺牲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地方政府权力越位的典型体现。同时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权力该到的地方没有到。农民失去土地后，生产生活、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问题，本来应该是政府统筹考虑的，但是政府却往往没有考虑，只是以很低的补偿代替了完善的社保。失地农民成为种粮无田、做工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这是政府权力的典型缺位。
文章指出，在教育乱收费、孩子上学难问题中，同样存在着政府权力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学校的收费经过了教育主管部门的许可或默认。没有政府部门的许可，学校不敢收费。正是在政府的许可之下，有些学校在正常的收费之外又乱收了其他费用，而有关政府部门对此监管不力。学校的收费并未上缴财政，相反在一些地方，却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取之于家长用之于学生的名义共同收入囊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了部门所有。教育主管部门成了直接受益者。教育主管部门为追逐利益，权力严重越位，这在基层十分普遍和严重。权力的缺位同样并存。教育乱收费的一个借口是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这说明财政覆盖力度不够、不均，这本身就是政府权力的缺位。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了当今愈演愈烈的教育乱收费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行业领域，比如矿产资源业、邮政电信业，由于垄断，公共资源、公共权力演变为部门权力、部门资源。这些行业领域的政府主管部门，其权力运作往往不符合市场规则的要求。在医疗行业，政府权力部门既存在着以利益主体身份牟利的权力越位现象，又存在着监管不力的权力缺位现象。
文章强调指出，由于公共权力演变为部门权力，乃至私人权利，腐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文章分析称，所以，三农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腐败等等问题，在深层次上都直接涉及到政府职能、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政府成为利益主体，权力市场化，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原则完全背道而驰，而政府权力在许多领域的缺失，就是政府的渎职。
文章称，现在看来，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关键在于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能否得到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这说明党中央对此是清楚的。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关键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文章指出，扩大民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权力运作方式的关键。
文章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也不是什么新的提法。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许多人一直在呼吁，只是今天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关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完善，从而关乎到能否实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
文章分析称，政府职能转变不力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思想上看，一些人认识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作为利益主体去追逐利益，而是应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说到底，思想上的问题根子在利益上，无利可图，该管的也不管，有利可图，不该管的也要管。东北某大城市，在区一级政府机关中，主管工商业的部门就有工商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商业委员会。在各街道办事处还设有经济管理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设立了街道企业局。
文章说，这种情形似乎很难理解，然而又很好理解。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权力运作方式，必须让政府部门的利益非市场化、权力非市场化。这直接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并非易事，然而，必须改。所以，邓小平说改革也是革命。
文章强调，政府职能和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关键在于扩大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民主的真正体现应该首先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开始，因为改革本来就是群众自己的事业。
法规相互“打架”部门利益是政府转型最大障碍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文章称，部门利益已经构成了当前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最大障碍。
文章说，要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前提是破除部门利益。但现在的改革路径依赖的是部门自我改革。不能说这完全没有作用，但由利益所决定，它不可能超脱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政府转型要成功，须有利益相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部门自我改革只会流于形式，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即是一例。
文章举例说，教育乱收费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问题了。收费者和执法者依托的都是各自部门的法规。具体而言，学校收费依托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法规，发改委查处乱收费依托的是发改委的法规。所以，从你的法规看，我是乱收费；而从我的法规看，我是合理收费，你的查处则毫无道理。这就是学校在乱收费后还显得“理直气壮”的原因。在这里，部门利益成了学校乱收费的最好借口和最大挡剑牌。
文章说，对部门利益，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杨鹏先生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看起来是一个政府，实际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每个“土豆”都是一个利益板块，而每个利益板块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杨鹏的“土豆论”换成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几乎没有不收费的部门，据他估算，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收入每年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收费收入最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元。可以讲，这些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日前被曝光的湖南桃源县工商局向个体商贩收取保护费以及安徽灵璧交警食物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文章指出，要收费就得有法规，设置行政许可，这样才显得“师出有名”。部门利益在很大才程度上是通过立法来取得的。每个政府部门在参与立法时都极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自己收费行为的正当性。比如，为了多给本部门确立一块权力地盘，不少部门争相起草同一或类似内容的法律，从而造成一件事两个法，两个部门分管的法律“打架”现象；也有部门将原来为公益性的行为或服务变为有偿服务的。
文章说，某省去年实施的气象条例就把诸如客运站、宾馆、公交车等在滚动屏中向人们提示天气信息，为出行方便提供公益服务的行为，一律视为违法加以明令禁止。你要发布也行，须向气象部门报批，并花钱购买，否则施以重罚。而本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也被转化为方便行政管理、增加行政收费的手段。虽然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和中央部委清理出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由于这种清理靠的是政府部门的自我觉悟，所以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便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现象，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有利的、能够收费的项目，无利可图或者收不到多少费的项目才被清理掉。
文章指出，从财政角度看，部门利益与“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财政体制也有很大关系。中国一直财力有限，所以靠财政拨款的单位一般经费都比较紧张，特别是越到基层，财政越困难。还有一些部门，实际从事的是公共服务，但财政却不拨款，而靠自收自支。无奈下，国家只好允许他们靠收费来弥补财政不足，实行“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财政体制。这无疑刺激了政府和行政性授权的各机构和公务员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利用强权大肆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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