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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
袁伟民67岁1974年退役
2004年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位置退休。
许海峰49岁1994年退役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男子自选手枪冠军，成为我国第一个奥运冠军。现为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商艺
李宁43岁1989年退役
1984年获第23届奥运会男子体操单项比赛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和吊环3项冠军。1990年创建李宁体育用品公司，任董事长。
刘璇27岁2001年退役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获平衡木冠军。2005年北大毕业投身演艺圈。
深造
邓亚萍33岁1997年退役
曾经18次夺得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冠军。退役后到清华大学读书。目前为在读博士、北京奥组委官员、国际奥委会官员。
任教
曲云霞34岁1996年退役
1990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1500米比赛冠军；199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比赛冠军。现为东北财经大学体育教师。
其他
才力1970年7月生1997年退役
1985年全国青运会110公斤以上级举重冠军；去世前任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门卫。
刘丽33岁1995年退役
“马家军”一员。1990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冠军，目前无业。
3月29日，邹春兰给三个客人搓了澡，她将从中得到4.5元的收入。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特意提到了邹春兰。
“这是不是说，我的事能得到尽快解决了？”邹春兰对此消息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邹春兰现象并非个案，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新华社去年10月的报道认为，每年40%左右的退役运动员难以按时适当安置。
一个群体的失落
3月28日，一位举重教练说，就连好多世锦赛冠军，退役以后生活都没有着落。
国家体育总局一份报告显示，在湖南等八个省区，处于待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比例高达78%，是在训运动员的3倍，其滞留运动队时间最长的达21年。被誉为“金牌工厂”的辽宁体院，在2002年，积压的待分配人员有数百名，2003年各种冠军就有数十人。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该省待业比率达34.5%。
邹春兰并非个案
才力：被誉为“亚洲大力士”，曾连续获得了40多个全国冠军和20多个亚洲冠军。但在退役后，还是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简称“辽宁体院”)的关照下，才被安置为该院的一名门卫。2003年5月，因病去世。
戴国宏：这位前世界游泳冠军退役后回到辽阳，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平淡度日。
刘菲：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1998年获得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此前还曾获得7项全国冠军。2000年，21岁的刘菲退役后，四处打工，有时候给人代课每月只挣160元，还不够房租。2004年经媒体报道后在本溪体委关照下到本溪体校任教练员。
“马家军”：今日有多名队员失业在家。如陈玉梅，世青赛800米亚军，在鞍山做一名矿工。
运动员退役后五种出路
根据长期关注此行业的媒体同行介绍，金牌运动员的出路一般有五种，除娱乐路线，比较好的还有从政、经商、当教练，部分选择当工人或者教师，另一部分则失业在家。
“运而优则仕”，2002年3月，曾7次荣获羽毛球世界冠军的唐九红(时任湖南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和奥运跳水冠军熊倪(时任湖南省体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均被派至益阳市朝阳经济开发区挂职。
熊倪担任开发区副书记兼副区长，唐九红出任副区长。这在全国开了运动员下基层锻炼的先河。2004年，唐九红和熊倪结束挂职被委以重任，唐九红担任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则担任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校长，两人也成了湖南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被称之为“湖南速度”。
同类个案，当属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除袁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外，前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在缔造五连冠之后掌管总局彩票中心，2003年下半年又任职网球管理中心主任。
冷热门的差距
“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像柔道、摔跤、举重等项目，观众少，很难进入市场。这些作为我国“世界金牌战略”的重点攻克项目，其运动员大多数都来自农村。
“要想继续保持我国在这方面的竞技优势，国家就必须对其重点支持，拨专项资金保证运动队训练、比赛的经费和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保障及伤病治疗。”全国人大代表陈鹭芸说。
相对冷门的重竞技体育项目，很多商业化的运动项目已经成为名利场。如甲A足球明星，其身价常常可以达到百万年薪。田亮在电视上一个微笑就可以赚取百万元的收入，姚明更是成为国内最有钱的运动员。这与他们所从事的项目本身不无关系。
“这是市场的选择。”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说，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不同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
改革仍需缓冲期
目前，退役后的运动员，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安置规定，主要是“买断”后自主择业，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由于每年全国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名以上，以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另一个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到位。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有着多项“世界冠军”头衔的邓亚萍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联合马俊仁等14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除了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外，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
目前我国实行举国体育体制，实行县市业余体校、省级专业队与国家集训队三级培养训练体系。这个“一条龙”运动员培训体制已经运行了50年，在帮助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为安置退役运动员，做好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国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3月29日，冯建中告诉记者。
2002年7月22日，在申奥成功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继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按照冯建中的说法，长久看来，中国体育必然走上社会化、职业化的道路，运动员的退役安置也要社会化。但是在现阶段，还必须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
有专家认为，更应该改变严重带有“计划性色彩”的“安置”为“再就业”。具体建议是，为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并通过财政统筹、社会捐助、提取体育彩票公益金等途径尽快建立退役运动员创业基金。
“这需要时间，改革需要一个缓冲期，2010年后，中国的体育改革必然要走向市场化，更人性化，社会化、职业化。”华南理工大学体育系教授王跃说。
柔道冠军成都卖烧烤
退役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为谋生计当上搓澡工，四川的冠军们过得怎样？
柔道冠军起早贪黑卖烧烤
“她获得过国际邀请赛柔道比赛的冠军！”指着眼前略现苍老的色尔江，多年来一直在四川运动技术学院前开铺面的杨阿姨不住摇头，在她眼里，色尔江本可以有更好的前途，但“一次意外”毁了这个当年刚开始叱咤柔道赛场的姑娘。
24岁的色尔江来自甘孜一个农家。16岁时，她来到四川省技术运动学校训练，2000年，在上海举办的有俄罗斯、日本等国高手参加的国际邀请赛，色尔江过关斩将，夺得该项赛事的冠军。此后，她多次挫败全国排名前几名的高手，并在2001年入选国家队。2001年，她参加了九运会，惜败于决赛前。2003年在国家队集训时她发生意外，六条韧带断裂！于是，按照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原则，她回到了四川，从此与柔道无缘。
在领取了补偿金后，她从2003年至今一直在静养，10多天前，身体康复后，她才在杨阿姨的劝解下用经济补偿金盘下了一个店面。25日下午记者见到色尔江时，色尔江正提着切好的肉去她的烧烤店，据她介绍，由于刚刚开始，雇不起小工，她现在是一个人干。她每天从下午4点干到凌晨四五点。色尔江只有小学文化，面对现在的生活，她感到很吃力。
昔日世界冠军今日蓉城老板
童玲曾经在80年代初期登上过世界乒坛的巅峰。她曾经两度出国“淘金”。如今，她在四川大学体育馆内开了自己的乒乓球俱乐部。从一名运动员到办俱乐部，44岁的童玲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型期。
1981年，年仅19岁的童玲终于到达职业生涯的巅峰。第36届世乒赛上，她获得女子单打的冠军，世界排名升至第一。原本可以参加第38届世乒赛的童玲在1986年时主动提出了退役的要求。
“在国内打球赚不了钱，想出国赚钱。”童玲前往的第一站是前西德。参加德方的甲级联赛，她一个月可赚1000到2000马克。1992年时，她又来到澳大利亚，在一家俱乐部当起了教练。 1998年，童玲回到成都，做起了乒乓球器材生意。
长期专业运动生涯使她在签合同、起草发言稿或即兴发言的场合里，常常感到肚里墨水很不够用。为此，她只要有空就会看书读报，以弥补十几年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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