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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到2006年初的短短数月内，曾经“红”极一时的南洋教育集团在各地的10所15年制(从幼儿园到高中)分校接连倒闭，师生被分流。
究竟是什么倾覆了有“中国民办教育航母”之称的“南洋”？
从“天堂”到“地狱”的坠落
3月中旬，风光十余年的山西南洋国际学校被太原市政府无奈地接收，变为“太原市第三实验中学”。此前，济南、青岛等地的南洋学校相继“关门”。
“南洋”二字曾经意味着优越的学习环境和优质的教学水平；但自2005年秋天起，“南洋”突然变成了学生、教师和家长们的梦魇：各地南洋学校相继陷入资金困境，靠赊账为继，教师连续数月领不到薪水，学生学习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山西南洋国际学校成立于1994年，是南洋教育集团的第一所学校。自那时起，“南洋”就格外引人羡慕：欧式教学楼、豪华食堂、设备齐全的宿舍、电视台、游泳馆等先进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在12年后的今天，其设施仍堪称奢华。
山西南洋国际学校打出的高薪招牌引得众多优秀公办教师纷纷加盟，学生更是受诸多“利好”诱惑蜂拥而至：个性化教育、小班化教学、一流校舍和老师、全日制寄宿……在危机凸显时，山西南洋国际学校仍有学生1095人，教职工244人，包括4名外籍教师。
谁也没有想到，如此盛况竟会霎时化为乌有。
2005年12月，山西南洋国际学校教师连续3个月没领到工资，学校日常开支及1300余名师生的基本生活靠赊账维持。一些学生告诉记者，入冬后，暖气一直不大热，学生们冻得手不能写字，半夜穿着衣服睡觉，有的同学手脚都被冻伤了。过去丰富的菜色，变成了顿顿大白菜或土豆；以前多晚都能打上饭，现在竟出现了为抢饭吃而打架事件。高三学生解晨刚等不得已写信向太原市教育局诉苦。
在继山西南洋国际学校之后成立的大连、济南、大同等南洋教育集团各分校，师生们也同样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各地南洋学校相继走入绝境，不得不停办。各地政府或采取师生分流办法，或将学校整体纳入公办序列，使南洋师生暂时得到安置，但由于各分校累计拖欠学生“储备金”高达5亿元，悲剧仍未终结。
“储备金”面纱后面的疯狂“圈钱”
有关人士指出，“储备金”办学模式是“南洋”危机的导火索和焦点所在。
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施永宁说，南洋教育集团正是靠“储备金”引得家长们趋之若鹜，也因此实现了资本的迅速膨胀。“南洋”创始人任靖玺采取向学生家长收取教育储备金的融资方式办学，即在入学时向学生一次性收取8万元到32万元不等的资金作为“储备金”，许诺学生毕业时全部返还。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学费、伙食费全免，若半途退学，甚至可以将免费资格转让他人。较之于同类私立学校每年两三万元的学费、生活费等，教育储备金制度显然优惠得多，因此吸引力也更强。
“‘南洋’怎会做这样蚀本的买卖？事实上，这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骗局，其目的是迅速敛财，和非法集资别无二致。”施永宁说，“储备金——建新校——更多储备金”是南洋集团的“如意算盘”。据太原市教育局调查，从1994年在山西建立第一所南洋学校起，南洋集团一直以向学生收取高额储备金循环负债投资的模式快速扩张，在十余年内建起了12所学校，其中2所大学，10所15年制学校。
2004年10月，在即将到来的“储备金”归还高峰前，任靖玺将南洋教育集团转让给佳木斯金帝造纸有限公司董事长帅建伦，自己举家移民新西兰。2005年9月，太原、大同、济南、大连四所学校又被以共1万元的低价，转至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蒋国斌名下。
2005年秋季，由于很多到期“储备金”迟迟未兑现，各地南洋学校陆续陷入资金“黑洞”，南洋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山西太原、大同，山东青岛、济南，辽宁大连等地的南洋学校相继发生成群学生家长讨要教育储备金事件。山西、山东、辽宁等省的公安部门迅速以涉嫌诈骗罪分别立案调查。11月17日，帅建伦在黑龙江黑河口岸被边检部门抓获，并被移交山东警方。
据了解，山西南洋国际学校的700余名学生家长，正拟联名起诉南洋学校“非法集资”，通过法律手段向南洋教育集团追讨数千万元“储备金”。
“南洋模式”暴露民办学校“通病”
施永宁说，在敛财动机驱使下，南洋学校极不正常的管理模式和长期脱离监管的财务运行，是目前我国很多民办学校亟待医治的“通病”。
提起南洋的管理模式，施永宁以“可怕”来形容。他告诉记者，尽管在银行数次降息后，靠“储备金”利息维持运行已成“泡沫”，学校却长期处于高成本运行状态，山西南洋国际学校每月仅教职工工资就需50万元。
南洋校长待遇之高、更换之频令人咋舌。据统计，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建校11年内，更换了10任校长，最短的任期仅半年。校长除每月1至数万元高薪之外，多数都捞到了住房或汽车等“重奖”。
南洋集团及各分校财务状况一直处于监管“盲区”。有关人士告诉记者，10多年内，尽管“南洋”每年接受年度审计，但无一所分校查出问题。济南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处处长赵辉强说，以前也曾有群众举报南洋学校违规收费，当教育部门前去检查时，学校拿出的都是虚假账目，从上面看不出任何问题。
赵辉强说，与公办学校的财务由政府统一收支不同，民办学校是独立法人单位，教育部门难以监控其资金流向情况，也无权清查、查封其银行账户。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鼓励和促进民办学校发展，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同时还应注意从法律法规上细化民办教育的风险规避机制和违规惩治机制。各地政府应加速地方立法，尽快完善民办学校的监管措施和风险预警机制。物价、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也应完善民办学校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大对教学业务、收费标准、学历证书发放等方面的监管查处力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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