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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骄子当起了搬运工
直到2005年，被父亲认为懒惰的戚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既然干不了高等的、体面科研工作，总还应该去养活自己吧。
于是，他放下所谓的架子，决定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4月，他在北京招工中介所花了600元钱，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积极性十分高，可没过多久，老板说并不需要这名学历太高的搬运工。2个月打工时间，戚柯获得的工钱是250元。
在此期间，母亲詹女士一直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多次带他去医院治疗心理疾病，并通过多种关系，想为儿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再次来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但均以无效而告终。
戚柯对母亲的“多事”大为恼怒，并坚决不要母亲替他找工作。
从北京回来以后，戚柯跑到湘潭市劳动局，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了一名包装工，干了49天之后回到家中，这次又只赚到200多元钱。此后，他还替商场发过传单，但每份工作干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如今，因运动过少，将近30岁的戚柯体态变得臃肿起来。詹女士说，现在惟一能解救自己儿子的是：有好心的人能够给他一个合适的平台，让他重新找回那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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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魏永康的挫折人生
魏永康刚生下来两三个月时，母亲曾学梅就教儿子识字，还经常读唐诗给儿子听。在母亲的倾心教育下，魏永康从2岁开始，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方神童”的故事。
1985年，只有2岁的魏永康，掌握了1000多个汉字。4岁时，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后来连小学也只读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仅8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时，魏永康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2000年，17岁的魏永康大学毕业后考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就读硕博连读研究生。
曾学梅认为，孩子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于是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都包下了，包括给儿子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
来到北京读书后，魏永康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便执意不要母亲“陪读”，孤身一人北上求学。
身边突然没了母亲的照料，魏永康感到很不适应。由于长期生活不能自理，并且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模式，2003年8月，已经读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回家。
从中科院退学回家后，魏永康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玩电脑，其间还玩过几次“失踪”。
据悉，经媒体报道后，魏永康已通过了国外某研究所教授的面试，该教授表示，哪怕花十年时间，也要把他培养成才。
专家观点
有毒的爱与有毒的教育
胥青山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记者(下称记)：这位清华学子社会交际能力的低下，对生活挫折的承受能力低，这是带给他压力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抑郁症的重要原因，如何看待应试教育带来的“高分低能”？
胥青山(下称胥)：最近类似的案例很多，如北大生卖肉，南京大学博士乞讨等，这说明我们教育确实出现了问题，而根本原因是出在教育观念上。
“目中无人”的培养模式扼杀了受教育者的人性。许多时候，教育者也无可奈何，在以升学率为指挥棒的教育体系下，造成了许多学生知识结构的畸形，“高分低能”也就并不奇怪。
记：长期以来，家长对孩子严格管教，许多事情都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力，造成了孩子自主能力低下，清华学子的教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胥：家长总是打着“我是爱你的”口号，一手操纵孩子的一举一动，这种孩子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他一旦踏入社会，就会出现无法与人沟通状况，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社会，最终的结果是被社会抛弃，因为他做人的基础并没有打好。
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使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正因为我们的教育中，忽视了做人的教育，而带有太多的功利性，各种考试热就是体现，这种教育是失败的。
记：作为受教育者，从高考独木桥进入大学之后，应怎样面对管理相对轻松的大学环境？
胥：高中与大学是两重天。在高中以前的教育，学生是生活在班主任保姆式管理下，而进入大学以后，管理宽松了许多，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
从高中到大学，许多学生都在进行转变，去适应大学的环境。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学生，此时更加感到孤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有人甚至抵挡不住诱惑，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十分可惜。
许多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应尽快地转变角色，正确面对过去的成绩，培养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
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客观存在的现象。应该怎样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胥：清华课业很重，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更需要学生摆正心态调整好。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更应注意社会工作能力的培养。
就业单位要爱惜人才，要多给刚毕业的学生机会。而在市场条件下的用人机制又是十分灵活的，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虽出自名门，可也应摆正心态，不能以救世主自居，要沉下心脚踏实地的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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