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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校长 侯自新
今年4月5日，是张伯苓先生诞辰13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和南开大学的首任校长，纪念这位对天津和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先生1876年生于天津。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受到近代西方科学的熏陶和启蒙。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清政府的腐败，毅然弃戎从教，希望通过培养人才，拯救民族危亡，振兴国家，先后创办了包括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等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主持完成了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的组建，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奇迹。张伯苓先生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以不屈不挠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造就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万千优秀人才；以高尚的人格风范和淡泊自守的气节，感动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以其筚路蓝缕的创业奋争和不畏艰难的魄力，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经验。他亲自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心培育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校风，并在办学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开精神。这不仅是留给南开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思想财富。
爱国主义是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突出特征。他始终把爱国主义置于学校教育的核心地位，视为青年学生道德人格的最高境界，并在教育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具体、生动的爱国教育机制。
首先，提出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强调以爱国心来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这一思想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对于熔铸新一代青年的道德品格，提升德育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强调弘扬爱国精神要作广泛地动员，爱国者要互相推动，互相激励，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张伯苓先生认为，爱国不要狭义的，不要仅仅“独善其身”。每个爱国者都要像熊熊燃烧的火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尽可能扩大团结的范围。第三，强调只有把爱国精神与爱国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救国的愿望。指出：“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切实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爱国、忧患意识，是教育者自古而然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教育家的神圣职责。张伯苓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教育家，直到他弥留之际，还遗嘱友好同学“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南开大学诞生于五四运动之中，南开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建校之初，南开设有文、理、商三科，目的在“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1928年张伯苓先生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集中反映了他教育要服务社会的理念。“方案”明确提出要“知中国”、“服务中国”。所谓“知中国”，即认识中国、熟悉中国，包括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水平。“服务中国”，即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归根到底，解决中国问题要靠科学，靠人才，即建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培养通晓中国问题、愿为中国独立富强献身的科学人才。这是张伯苓先生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为南开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道路开辟了广阔天地。
为了落实“方案”提出的目标，张伯苓先生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力主调整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加强理论与社会实际的联系，采取措施强化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增加“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应用性课程；另一方面，结合不同课程开辟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活动，并使之成为南开大学教学工作的一项制度。当时，学校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至抗战爆发前，南开学生共调查了天津各种机关单位100多个，学生足迹遍布工、商、文、教、交通、新闻、社会部门及司法、军、政乃至外国租界”。调查不是徒具虚名式的参观，开始前由教师根据课程性质确定方案，完成后学生要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并组织汇报讨论，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这种教学活动既使学生了解了社会，同时也有效地锻炼了学生实践能力。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南开大学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为此，学校与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建立联系，实行互助，“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同时，张伯苓先生成立经济学院并使之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开展天津工商业、经济运行情况以及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要求每门规定课程都要“中国化”。在何廉教授的领导下，南开开始了相当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工作，以便利用学校教师“在理论联系实际，在揭示中国的状况与问题以及教学中的经验，来使学院教学得到更实际、更合适、更有用的教材”。可以说，当年张伯苓先生创立南开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都有着非常强的服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性。南开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第一个有组织开展中国经济研究的私人机构，其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极高的评价，而其所保留的“华北物价指数”，至今仍为学者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大学最本质的功能或者说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才。张伯苓先生在其一生的办学生涯中，坚守大学“以彰扬文化，研究学术，造成建设国家之中坚人才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并紧紧抓住培养人这一核心，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例如他强调“三育并进”，注重培养有组织能力，合作精神，负责任，有牺牲，没有名利思想，做事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人才，尤其是学生“现代能力”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张伯苓先生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成功的训练方法，主要包括：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等。旨在打造学生“服务社会之能力”。以上几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创新思维、道德教育、熏陶人格、团体协作，是张伯苓先生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十分关注的几个问题。他积极倡导创新思维，经常使用英文“pioneering”或“pioneerspirit”教育学生要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有时甚至用“pioneering”来概括南开精神。他把道德看做人才培养的关键，把道德教育视为教育的根本，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年学生道德形成的规律和新的道德导向。强调培养新的人才，必须变革道德观念，面向现代社会树立新的道德教育观；道德教育以人为本，努力使学生的品德、能力、社会交往关系等全面和谐发展；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内容，德育要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既强调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品德修养，更重视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以便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南开历史上之所以涌现出以陈省身、曹禺、刘东生、叶笃正等为代表的一批献身祖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一批献身革命的政治家，都与他们在学校努力夯实做人基础和坚持正确的思想道德修养分不开。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2004年在会见参观“百年南开展”嘉宾时所说：“南开确确实实出了很多政治家，同时为全国的教育事业，为天津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不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管理，还是教学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新的创新和新的开拓，以及新的进步。”
斯人已逝，名垂南开。缅怀张伯苓先生为南开大学奠定始基的丰功伟绩，深切感受到一个著名爱国教育家永泽后世的骄傲。张伯苓先生是把自己融入国家和天津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去的，他是悉心倾听天津人民的需求和呼唤的。他把南开大学依托于天津发展的历史平台，从中得到支持，汲取力量，又顺应城市化的前进做大做强南开。早期南开大学的历史证明，只有天津发展，南开才能兴旺。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给予南开大学发展以强大动力。这更进一步证明，只有天津的繁荣，南开才能更大发展。当前，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给天津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天津正在努力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在新形势新发展面前，南开大学一定要抓住机遇，学习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大力弘扬南开精神，培养造就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天津的新腾飞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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