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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爱国教育家，是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和喷薄的活力，改革传统教育，倡导新式教育，开辟先路，不懈求索。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教育理念，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模式，披荆斩棘，开拓创新，通过不断的教育实践，为南开了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南开教育体系。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他不但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的，即应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而且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科学精神贯穿于教育之中。今天，当我们重温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它的鲜活性，它所蕴涵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将会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教育宗旨不可仿造
近代以降，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倡导“教育救国”，兴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张伯苓痛心外侮和国家积弱，很早就提出，国家“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从此，开始艰难曲折的教育探索，先后经历了模仿日本到模仿美国，进而走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寻求民族自强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本土化”发展道路，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的教育内容。
日本教育为南开的起步和早期发展曾提供过经验，但在学习日本教育的过程中，张伯苓不仅对日本教育的优长有了深切体会，而且在照搬和模仿过程中逐渐体察到了其偏颇和弊端。认识到日本的教育制度“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并且提出了南开学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之需”。这是张伯苓办学上的一个进步。1917年8月以后，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到美国各地深入考察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类学校，对教育的认识更加深化，使之有了对日本教育进一步反思的条件，把日本教育与美国教育两相比较，他认为日本式教育“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而美国教育模式“发达学生之自创心”，南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该兼采美、日之优长。
教育改革的动力还来自学校内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生对大学教育改革提出强烈要求，认为大学教育必须适合国情。他们从切身体会中感觉到，美国式的教育模式只注意狭义的机械式的人才培养，教师只知道往学生脑袋里填东西，“把有希望的青年训练成一种转贩知识的被动的工具”，要求“当局能多多根据本国的国情，定出一个比较为中国化的大学学制”。1924年，南大学生宁恩承发表《轮回教育》一文，批评当时南开教师教学存在的弊端，从而引发了师生之间以至学校内外的激烈讨论。张伯苓在经历这一事件后，开始进一步对西方教育模式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进行反省，并且陆续在教学内容、方法及教材等方面的进行改革，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一律改为国语讲授，减少对美国原版课本的使用，组织各科教材的自行编辑，开设学生社会调查课等。
1928年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标志着张伯苓“本土化”教育思想的形成。《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强调在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同时，应注意到本国文化教育的固有特点和社会环境状况，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寻找发展的道路。“方案”指出：“南开研究之范围，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范围犹嫌太泛，故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南开大学将来之发展，即不外上文所定之方针与范围。举凡教材、设备、学制，皆以此为指归，经费充足，则循此以为尽量之发展，即经费拮据，亦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也。”可见，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张伯苓的教育观有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了教育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教育；他对欧美教育的长处、短处，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提出了学习西方应持的正确态度；他认识到中国教育界的根本弊端是不适应国情的需要，制定教育宗旨，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他认定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盲目照搬欧美教育，到对它进行清醒、客观的评价；从机械模仿，到批判地吸收欧美教育界的有益成果；从热心教育改革，到深刻认识中国教育的痼疾，真正找到了发展中国教育的道路。这一进步不仅标志着他学习欧美教育发生转折，而且体现了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必然趋向。
张伯苓推进本土化教育，十分重视发挥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明确提出“大学最重要者即良教师”，努力取得那些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海归”教师对教育改革的支持。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何廉、方显廷、陈序经，到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张克忠、张洪沅；从文科的凌冰、徐谟、蒋廷黻、黄钰生，到理科的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等等。这些教师虽均出身海外名校，但并没有以“贩卖”西洋知识获取名利，却倾心教育，在南开走出了一条贴近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之路，成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蒋廷黻后来回忆，张伯苓“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由此可见，张伯苓对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关于南开教育的重新定位，充分展现了他与时俱进、应时求新的办学精神和审时度势、善于决策的魄力，为南开形成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奠定了基础。
认识中国，服务中国
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不仅标志着张伯苓本土化教育宗旨的确立，而且也向世人昭告：南开大学抱定的志愿是“知中国”、“服务中国”。所谓“知中国”，即认识中国、熟悉中国，包括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水平。“知中国”，是“服务中国”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对中国深刻而透彻的认知，不可能很好地为中国服务。“服务中国”，即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归根到底，解决中国问题要靠科学，靠人才，即建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培养通晓中国问题、愿为中国独立富强献身的科学人才。《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从解决中国问题的高度，提出了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张伯苓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为南开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道路开辟了广阔天地。
为了落实“方案”提出的目标，南开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张伯苓力主调整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法，加强理论与社会实际的联系，采取措施强化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的“知中国”方针真切地落实在了社会调查实践上。“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践训练，增加“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更主要的是张伯苓认为，学生最大的缺点是只有书本知识，不了解中国国情，“鲜谙社会真正情状”。为了克服教育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弊端，南开学校结合不同课程，开辟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活动。在二三十年代，社会调查活动已经成为南开大学教学工作的一项制度。当时，南开“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南开学生“共调查了天津各种机关单位100多个，学生足迹遍布工、商、文、教、交通、通讯、新闻、社会部门及司法、军、政乃至外国租界”。调查不是图具虚名式的参观，张伯苓曾主持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调查前由教授根据课程性质确定方案，由教师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深入社会开展工作；调查后学生要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并组织汇报讨论，约请专家评定。最后，师生就若干问题深入研究，进而发表报告。如此注重实际，又不失科学态度的调查活动，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上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经济学院，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学校曾广泛地与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建立联系，实行互助，“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同时，张伯苓把经济学院建设成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承担教学与学术研究双重任务的学院，从适应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经济学院拓宽了专业口径。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教研中的每门规定课程都要“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在何廉教授领导下，南开开始了相当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工作，以便利用学校教师“在理论联系实际，在揭示中国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在教学中的经验，来使学院教学得到更实际、更合适、更有用的教材”。南开经济学教科书的编纂，还带动了中国经济学领域中术语规范化的开展。南开最先系统进行了这项工作，并为南京教育部的国立编译局制定中国经济学正式标准化术语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当年，南开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创立，堪称独步国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编纂、分析中国重要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深入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研究，积极协助开展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均是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的重要活动。作为中国第一个有组织开展中国经济研究的私人机构，她所取得的成就曾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极高的评价，而其所保存的旧中国经济资料，也为后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张伯苓尝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为经济服务的探索，则以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代表。该所定名，突出强调“应用”二字，其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口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经济研究和应用化学研究的开展，其实反映出南开大学在学科构建与学术定位上“避虚就实”的策略，表现出南开学术的一种“特立独行”，也反映了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别具慧眼之处。
大学的生命力即其学科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一所大学只有能够对社会需要的本质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能建立灵活应对的机制，才能引领学校不断发展并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二十世纪前半叶，张伯苓坚持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探索切合中国国情，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办学道路，是卓有成效的，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造成“现代能力”之学生
人才是教育的最终产品，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也是校长最重要的职责。张伯苓一生办学就是为了培养人才。他说：“本校办理之初衷，即以造就人才为目的”，大学更明确规定“以彰扬文化，研究学术，造成建设国家之中坚人才为目的。”张伯苓一生言说最多的也是培养人才，形成了独到的人才培养理念。他抓住“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学校人才培养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很早就明确提出，办学首先要知道：“(一)须造那类人；(二)当用何种方法”。他把“造成具有‘现代能力’之学生”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从而确立了“能力为本”的人才观。
培养学生的“现代能力”。能力的培养，是张伯苓一直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张伯苓大学教育理念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张伯苓最初致力于教育的动因，就来自“能力”问题。他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以前始终以为，中国之积弱，是只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故一向对于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标向前进行”。但是，后来经过多方考察和深刻反思，张伯苓感到“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关键在于人们缺乏国家观念和团体精神，缺乏解决中国问题的实际能力。于是他提出，今后要培养有组织能力，合作精神，负责任，有牺牲，没有名利思想、做事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人才。“吾人细察吾国现时情状，知中国所最感缺乏者，厥为有‘现代能力’之青年。”
如何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青年，张伯苓从最早提出“三育并进”，到强调能力培养，再到提出培养“现代能力”，体现了他教育思想变革、人才培养理念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反映了他对教育本质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为了实践“三育并进”，张伯苓总结出一整套培养学生成才的训练方法。其中包括：(1)重视体育；(2)提倡科学；(3)团体组织；(4)道德训练；(5)培养救国力量。这五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教育内涵。道德教育、熏陶人格、团体协作，是张伯苓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十分关注的几个问题。他把道德看作人才培养的关键，把道德教育视为教育的根本。道德是指社会向其成员提出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的总和。张伯苓把道德教育提到培养人的支配地位，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明确提出了“以德育为万事之本”的命题，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少年道德形成的规律和新的道德导向。他强调，培养新的人才，必须变革道德观念，摆脱封建道德束缚，面向现代社会树立新的道德教育观；道德教育以人为本，努力使学生的品德、能力、社会交往关系等全面和谐发展；将人格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内容，德育要从基本品德、基本价值观抓起，既强调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个人品德修养，更重视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塑造学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道德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以便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国家意识、思想品质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这种教育方式，乃是一种将知性教育与德性教育相统一的培养模式。
实际上，张伯苓就是通过对青年学生进行融知性能力与德性品格为一体的训练，进而实现了“三育并进”，达到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的目的。大学最本质的功能，或者说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才，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首要标准仍是培养人才的质量。张伯苓坚守大学“以彰扬文化，研究学术，造成建设国家之中坚人才”的教育理念，紧紧抓住培养什么人这一核心，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使早年南开的人才培养质量始终走在前列，涌现出如周恩来、梅贻琦、陶孟和、喻传鉴、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刘东生、叶笃正、朱光亚、周光召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走向大众化，即高等教育的格局逐渐从精英时代走向大众时代。但是，无可讳言，这种转变，也同时给教育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带来一些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现代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也成为现代教育管理者思考的重要方面。而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变革和发展过程及人才培养理念，则给中国高等教育以深刻的启示。现代教育需要理性的回归，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品种的增加，但教育的培养目的不能盲目化和简单化。中国高等教育的任务，绝不是单纯地大学数量的增加、大学层级的提升和在校生数量的扩充。人才培养目标是否体现了学校的功能定位；人才培养的模式设计是否与目标理念相一致，课程设置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的目标，人才培养的过程是否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等是否保证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这些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大学的基本品质。
(作者为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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