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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中国基层法院正在面临“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长的诉讼压力，行政案件呈持续上升态势。有的省市基层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就比上年翻了一番，有的基层法院甚至增长了200%。而自从1989年中国颁布行政诉讼法至今，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已经超过一百多万件。
文章说，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民告官”案件的大幅上升，一方面表明群众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制观念持续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适当使用，使得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有的因基层政府不当行政而演变为“官民矛盾”。
文章指出，行政诉讼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检验，但基层干部却普遍对“民告官”案件抱一种“无所谓”的漠视态度。行政首长(包括正副职负责人)在行政案件中直接出庭应诉的极少，一般多为临时委托律师或指定普通工作人员出庭，而事后听取汇报了事。行政机关不应诉、不缴纳诉讼费、不执行生效判决的“三不”现象较为普遍。
专家指出，行政机关漠视行政诉讼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政府形象，而且是在“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如果让群众对司法救济渠道丧失了信心，那官民冲突就无法控制在法制框架内，将对正常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一位法院领导认为，当前应该将行政诉讼与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使各级干部真正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减少官民矛盾。他说，依法行政实际上就是对政府行为进行抑制，而诉讼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最好的救济途径。通过诉讼，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审理，法治理念可以逐步渗透到当事人的意识中，帮助公民并帮助政府一点一点地改变观念，最终实现法治。因此，如果把“民告官”的情况也列入干部考核，必将促使干部依法行政，减少官民矛盾。
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中除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但现实中，在法院的协调下或通过原被告私下协商后，原告撤诉的情况仍层出不穷。基层司法部门建议，在当前官民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积极推行“民告官”案件的协调机制不失为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樊非说，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完全排斥“协调”等柔性手段，法院“硬判”行政案件，往往导致“案结事不了”，不仅不能解决矛盾，还可能激发更大的矛盾；而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采取调解、协商的方法，才能够“案结事了”，化解官民矛盾。
基层法院人士建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中除行政赔偿案件外不适用调解，其目的主要在于避免行政机关为与相对人妥协而损害公共利益。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协调处理行政案件并不违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尤其是对于经审查后发现行政行为确系明显违法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同行政机关及时沟通，使其主动纠正，以获得原告的谅解而撤诉结案。
文章说，妥当的协调工作，既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保障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既能使案结事了，又能融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能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能够有效地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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