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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西行漫记》成就了埃德加·斯诺,这个美国人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新闻记者。一本《中国的西北角》让范长江声名鹊起,他是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是继斯诺后,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记者。
范长江历时10个月的西北旅行考察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重叠交错。他的69篇旅行通讯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通讯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上发表,当时媒体上第一次公开出现“红军”一词,而不是“剿匪”。
《中国的西北角》引发了读者的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7版,一时风行全国。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形容道：“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
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当代著名报人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先生,口述年仅26岁的范长江穿越崇山峻岭,踏遍尸骨横陈的战场,行程4000余里,历经千难万险的传奇记者生涯。
“我的父亲是以《大公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于1935年7月14日由成都出发，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于9月3日到达兰州。接着西去敦煌、玉门、西宁，北至宁河、五原、包头，全程1200余里，历时10个月，足迹及川、陕、青、甘、宁、内蒙等广大地区。中央红军在1935年7月开始翻越大雪山，8月过草地，因此有3个月的时间我父亲的旅行考察与中央红军长征过程相重叠交错。”范东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身一人进入荒凉无比的大西北，进入兵荒马乱的围剿前线，进入长征的第一现场报道，这对常人绝对是不可能想象的任务。但范长江却非常人，他曾经感慨说：“东汉马援说‘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记者以为男儿死了不必一定要有人‘裹尸’，更不必要‘还葬’，本着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百折不回地做下去，那(哪)天死，那(哪)天完，根本用不着管尸体将来怎样安排。”
临时通讯员
请缨奔赴长征最前线
“《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是国内非官方的最大媒体。《大公报》有三巨头：张季鸾的笔，吴鼎昌的钱和胡政之的经营，”范东升回忆说，“据父亲说，作为总经理的胡政之对报道计划和父亲的勇敢给予肯定，但不相信年轻的父亲能完成报道，只答应以通讯员身份采访，只付稿酬，不给薪金和差费，文责自负。”
范东升说：“父亲骑着一匹马，扛着一杆枪，揣着一支笔就上路了。但他并非毫无准备一腔热情地乱闯。事实上，在奔赴长征战场前，父亲对西北包括长征的地理特征都做过细致的研究，他还在江西对共产党的根据地进行过考察。”
“后来我父亲回忆说，他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认为这是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答案的两大问题。”范东升说。
圈点战局
首次公开称“红军”
范长江的西北行与红军长征线路交错重叠。范东升说：“当时，红军长征向北转移，国民党多路军阀围追堵截，常常红军刚突围成功撤离，父亲就到达现场，报道战场实况，并进行局势军事分析，预测下一场战役的情况。”范东升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现在世界杯足球比赛的现场解说及预测。”
范长江记载了这一段：离江油二十五里的白石铺，徐向前部曾经住过一两个月，街上遗留下许多的宣传品和标语，最大的标语是“武装拥护苏联！”大大的红字写在白墙上面……据一壮年男子与记者交谈：伊曾任“土地”，但不知所司何事，官职大小。记者再三研究，始知“土地”，乃“土地委员”之略。农民不了解复杂名词，故只记得“土地”，令人发笑。再叩以归何人管辖，答以“苏先生”，问“苏先生”之名号籍贯，他又茫然无以对。问其见过面否，答以“未”。继而曰：“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记者始恍然，“苏先生”者，乃“苏维埃”之误。
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这个报道中，父亲是这样写的：“他们(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的部队)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但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个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
范东升说：“当时，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蛮荒之地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几乎无人知晓。父亲是唯一现场目击的记者。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第一个在媒体上把共产党作为客观的政治力量放在舆论舞台。”
范东升说：“埃德加·斯诺，是在1936年6月到达延安，那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长征结束，斯诺通过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采访写书，并没有实地观察过长征过程。”
进入延安
闪电采访西安事变
“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这是范长江笔下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事件,他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进行采访。
到西安后,范长江采访了许多政治要人,初步了解事变的经过。2月4日下午,经朋友介绍,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
2月9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
晚上10时,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里会见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次不平凡的红色之旅也让范长江成为第一个由白区进入红色政权中心——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记者。
凤凰山窑洞
与毛泽东秉烛夜谈
“我父亲后来形容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范东升回忆说，“正是那晚的谈话，我父亲弄懂了三大问题：1.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日本进攻中国面前，阶级矛盾应该服从于民族矛盾。3.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提出了持久战。”
“通过那晚的谈话，我父亲觉得中国的出路彻底找到了。”范东升说。
“2月14日回到上海后，父亲直奔大公报社编辑部，找到总经理胡政之，要求刊登他从西北采访归来的通讯报道。胡政之再三斟酌，终于从独占特大新闻的角度出发，决定刊登。2月15日，《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发表，像一枚重型炸弹震动了上海，并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据了解，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范东升回忆说：“父亲一直收藏着一封珍贵的信，是毛主席当年从延安给我父亲写的亲笔信，信中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说的就是我父亲从延安回来后发表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
范长江生平
范长江(1909年～1970年)原名范希天，四川省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最高新闻奖。
17岁那年，范长江扛起枪参加南昌起义。范东升说：“当时我父亲并不知道第一次拿起枪参加的就是周恩来发起的南昌起义。之后，我父亲随军进入广东。到了汕头，部队被打垮了，父亲也很快病倒街头，后来气息奄奄，被收死尸的人收到一堆，几乎一起埋了。父亲当时不知道谁是谁非，决定到大城市读书,弄清中国革命出路,再投入革命斗争。”
娶沈钧儒爱女
1932年初，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使范长江失望，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抗战中去。
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与沈钧儒的爱女沈谱在重庆结为伉俪。当天，范长江和沈谱穿着蓝布长衫。一些“神交”的朋友，平常读报，只知其名而未见其面，自己提了酒菜来祝贺，挤来挤去，左顾右盼，认不出到底谁是新郎新娘。冯玉祥见桌上花瓶，取出鲜花，别在新人的衣襟上，才避免闹出更多笑话。
范长江才气纵横。1937年阎锡山路过无锡，出了个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登报求下联，竟无人应征，成了绝对。
1945年范长江跟随陈毅来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毅叫道：“有了，有了，阎锡山的对子我对起来了!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陈毅低吟了两遍，连声称赞说：“范长江果然才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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