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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18个，到1965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增加到49个，对此，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功不可没。
在外交部刚刚解密的1956—1960年外交档案中，输入“周恩来”三个字，可查出1762个档案，这些档案中保存着周恩来同外宾的谈话纪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等，内容涉及新中国战后重建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
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梳理，不仅可见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事件，更可看到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知晓适时进退的政治智慧和平衡全局的外交技巧。
同达赖三次谈话：成功劝返
1959年从西藏叛逃前3年，时年21岁的达赖喇嘛曾借出访印度参加佛教会议时，滞留印度一个多月不归。此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详细记录了1956年11月到12月末周恩来3次飞抵印度劝说达赖回国的谈话，并成功将其劝回。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写信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将在11月举行的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大会。此前，西藏地区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叛乱，叛乱分子包围解放军，西藏局势复杂动荡。
当时一些藏独势力在印度聚集，有以阿乐群则为首的西藏逃亡叛乱分子，有来自美国的达赖大哥当彩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有以夏格巴等愿亲国外的西藏官员等。
中央驻藏外事帮办杨公素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1956年夏，印度邀请达赖、班禅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使中央政府陷入两难，如同意，不得不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印度受到藏独势力的影响，如不同意，又势必引起达赖喇嘛和一些宗教人士对中央政府的不满。”
经过讨论，11月2日，周恩来电告达赖、班禅，是否出访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分析达赖访印时指出：“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来，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性，是从坏的方面着想。”
达赖抵达印度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和他的谈话中，强调西藏和中央政府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是尼赫鲁在谈话中却暗示如果中国超出了协议的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最终，达赖的决定验证了毛泽东的分析。
1956年11月29日，在抵达印度访问的第一天，周恩来在完成了3场外事活动后，先后同达赖和班禅长谈4小时，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谈话。贺龙副总理和驻印度大使潘自力陪同。
这次谈话中，达赖提出汉藏干部关系、他同班禅方面的关系、西藏地区的改革和留居国外的藏人等问题。并透露“藏独”势力对他的游说，让他感觉到混乱和紧张。
周恩来承认：“西藏的土改问题没搞好，引起了昌都地区的一些混乱，那里的改革是事先准备不好，搞起来后发生了叛乱。”周恩来许诺：“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后藏3个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
11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出席使馆酒会后，又特意在使馆宴请了达赖及其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和经师等人，向他们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
1956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后，再次飞抵印度，并于第二天和达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此时达赖已经留在印度超过一个多月了。
周总理谈到，西藏已有人想利用达赖不在的机会，在那里搞叛乱，使达赖回去后不好处理。虽然此事已被中央发现，没有搞起来，但危险仍然存在。
对于西藏改革的问题，周恩来再次强调：“根据协议，西藏的领导人即达赖不同意是不进行改革的。现在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
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达赖在谈话中把滞留原因推到了下属身上，他说：“现在主要是随行官员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达赖表示将向主要随行官员传达周总理的谈话。
达赖在推脱，也在观望，看尼赫鲁会怎么承诺。对达赖的心思，周恩来洞若观火。1956年12月31日除夕夜，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谈话。
周恩来指出，达赖、班禅是印度邀请来的客人，可是他们到达之后，印度方面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并不承认这些事，他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美国策划“西藏独立”，同印度的想法相吻合；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上需要维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对中国的反应不能无所顾忌。
面对周恩来严肃态度，他表白说，印度政府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注意外国间谍在噶伦堡的活动情况，达赖和班禅将由原路返回西藏。
在尼赫鲁表明态度后，周恩来总理在离开印度前的1957年1月1日，和达赖喇嘛进行了第三次谈话。
周恩来把和尼赫鲁的谈话转告达赖。“尼赫鲁已经明确表示：重申他早在1951年所表明的态度，印度政府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处置……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只是宗教上联系，没有政治企图。”
最后，周恩来问：“你看自治区什么时候可以成立起来？我曾答应过你，自治区成立的时候我去拉萨，成立时我一定去。”达赖表示估计早则在1957年底，迟则在1958年初就能建立起来。
周恩来总理在表明中央立场的时候，更多地鼓励达赖自己作出正确的态度。而达赖也终于被周恩来的诚意和决心所感动，坚定了他原本一直在动摇的念头。就在同一天，周总理又分别接见了达赖的两个哥哥和达赖的5位主要随行官员。周总理向他们解释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政策，说明西藏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是不得已的，还强调，搞叛乱是不允许的。
在周恩来总理和达赖谈话后，当天晚上，尼赫鲁又会见了达赖和班禅，在这次会见中尼赫鲁也劝说达赖要早点回到西藏去。三次长谈终于劝回了达赖，同年2月，达赖回到了西藏。
公开道歉：错了就要承认
在外交事务中保持和平友好立场的中国很少向外国致歉，但此次解密的外交档案中就记录了周恩来总理因中国军人误伤尼泊尔平民，向尼泊尔公开道歉事件。
据档案号为105-00730-04(1)的档案记录，这一事件发生在1960年6月29日至7月3日。当时西藏局势还未平定，西藏叛匪时有暴力举动。6月28日16时45分，在靠近中尼边界的中方地区进剿西藏叛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现在科里山口以北约一公里处有一队人马向中国军队前进。中国部队误认为他们是西藏叛匪，因而开枪射击，打死1人，俘10人(其中一人受伤)。事后发现他们不是西藏叛匪，而是尼泊尔平民。
6月29日，尼泊尔首相来信提出强硬抗议，认为中国军队进入尼方边境20公里以内。6月30日，周恩来向尼方道歉，7月2日，经过调查后，周恩来向尼泊尔首相柯依拉腊致外交信函中，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在信中写到：“从上述的事实经过来看，这次事件完全是由于误会而发生的一次不幸事件。这次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科里山口以北，而不是在木斯塘地区，根据今年3月中尼双方互换的地图，科里山口位于中国境内。”
尽管中国军队只是在自己的国境内进行巡逻，并没有进入边界20公里的地区，而且中国政府早在6月26日即已告知尼方，中国军队为了进剿叛匪，可能会接近边界20公里的地区。但周恩来总理从两国的长远友好出发，仍表示了歉意，交还尸体、俘虏，而且最终赔偿了尼方5万卢比。
此外，在当时平叛西藏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两国间的和平，中国最终下达命令中国部队不在边界本侧10公里的地区内进攻西藏叛匪，中国部队全部从科里山口以北、马丁山口和平都山口以东的地区撤离边界本侧10公里。尽管这给叛匪造成了可乘之机，并使得木斯塘地区的叛匪盘踞10年之久。
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曾说:“做错了事，应该承认，不管是不是大国。”一个大国总理的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证明，承认错误并没有使两国间产生隔膜，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
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尼泊尔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援助的国家之一。50年来，中国共向尼泊尔提供无偿援助77笔，总价值高达人民币15亿元。在中国援助的亚洲国家中，尼泊尔的受援规模排名第二。
大跃进：粮食增产一倍
在一份编号为116-00183-01(1)档案中，记录了1959年3月11日下午，周恩来接受法国记者芒德长达4个小时的采访，采访中，周恩来向芒德肯定了中国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生产活动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周恩来并非不了解大跃进将带来的恶果，早在1955年，他就因为看到生产活动中的种种盲目冒进行为，提出过“反冒进”，但在批评和压力下，最终以写检讨的形式作出让步。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他起草公布的《农业四十条》中，提出1956年到1967年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应分别以每年8.8%、10.5%的速度递增，事实上，依照当时国情，这个指标在12年内也难以完成。
看到这种“盲目冒进”迹象的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赞同毛泽东的“反保守”同时，更强调“反冒进”，1955年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更是顶住毛泽东的压力，几次将过高的计划指标压缩到合理范围。
“反保守”和“反冒进”的分歧，在1957年末变成了一场公开斗争。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反冒进”问题；12月末到来年初的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对此做了“严厉批评”；在1958年1月11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已将“反冒进”公开定义为政治问题，在会场上向周恩来直接质问。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的不安，陪同周恩来赴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两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958年1月19日晚，周恩来在持续到凌晨1点的大会上承认，“反冒进”是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此后，大跃进的狂潮变得无人可挡。
经历过这场风波的周恩来，在和芒德谈到大跃进时，口气变得乐观而谨慎。
芒德问道：根据中国所公布的1958年生产情况材料，他大略计算出中国的粮食收成是增加了。“即达到3亿5千8百万吨，但又出现了供应紧张和缺粮现象，其原因是否只是由于运输的关系，这给外国人造成的印象是你们夸大了粮食生产的总数。”
周恩来并未直接回答芒德的问题，而是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底子薄”的农业大国，一直处在人民吃不饱的阶段，但“大跃进已经促进了粮食增产”。
他说：“往年我们认为粮食增产是太慢了，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城市粮食的供应，因此不能推动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推动交通运输的发展。所以去年我们提倡大跃进来推动生产，加上去年组织人民公社的运动，农村中更大范围的合作运动，也推动了去年的大跃进。粮食是增产了一倍，单从需要量方面说，因为我们没有底子，原来就不够吃，现在要吃得够，这样变化就很大了。”
周恩来没有否认城市中有供粮紧张的现象，但仍然强调“这不是没有粮食”。他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归为四方面原因：一是今年要急需增产，种子需要增加了一些。二是组织人民公社后，农村开办大食堂，吃饭不用花钱，“因此粮食也没有定量，大人小孩都要多吃，还有炼钢的人将粮食带到山上去，也没有定量。”这样就使得农村的消费量大了些。三是过去粮食都归中央管，去年搞公社，中央将权利下放给地方，调粮的权利也下放了，因此地方就首先满足地方的需要，而中央政府要将粮食调到大城市就显得慢了。四是交通困难。中国原来的交通也是底子薄，现在生产发展很大，交通也就变成不能适应了，去年修的铁路能不能满足需要，并且去年钢铁大生产，煤铁的运输量很大，挤掉了粮食的运输。交通困难还直接导致一些粮食富裕的省市，不能将余粮运出，比如四川省。
他最后还提到，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粮、棉、钢、煤的增产突破了原有比例，“我们新的经济平衡还没有建立好，粮食的供应紧张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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