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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唤起人们的一种情怀
记者：今年的6月10日是中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日，作为多年来一直为文化遗产工作不遗余力的您来讲，以这样的方式树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您有什么看法？
冯骥才：确定文化遗产保护日是我两年前在人大的提案，经过多方的呼吁最终确定下来。这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正逐渐被人们认识到，但大多数人还不能清楚地看到、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通过纪念日的方式确定，就是加强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记者：确定6月10日是有特殊的含义，还是随机选择？
冯骥才：确切地说，文化遗产保护日是当年靠近端午节的周日。关于确定文化遗产保护日的事，我在政协口头提过很多次，后来写成了提案，相关材料我都有。一开始考虑到咱们国家的节日太多，没有定下来，定下来之后为此专门开了一个会，研究相关的事情，在确定时间的时候经过大家统一意见，决定放在端午节。为什么放在端午节，因为中国传统的三大节日———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端午节是一年忙碌的开始，端午节之后就开始夏天的忙碌了，因此端午节有比赛龙舟的习俗，激烈的场面能激发起人们的情绪来，所以我们选端午节。另外，也借这个日子把端午节带起来。因为端午节有一定的群众文化基础，借端午节把文化遗产保护日这样一个人为的节日扎下根来。要是把文化遗产保护日随便选一天，就像爱牙日等纪念日，大家未必能够记得住。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端午节的那一天不一定是周日，于是我们就选定离端午节最近的一个周日，让这一天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日。周日是假日，好过节。
记者：作为一位作家，您为什么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这么多努力呢？
冯骥才：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作家有一个很强的时代印记，就是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批作家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坛，是因为这批作家经历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变革。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这些作家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就我个人来讲，我是文化人，不仅关心自身，还关心社会，关心老百姓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比如很多人认为，目前我们在文化上遇到的困境是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涌入太多，冲击了我们，我认为不完全是。“五四”时期也有大量外来文化涌入，但恰恰是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经典艺术和文化的认识达到一个高峰。可是这一次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文化涌入是伴随着商品而来，外来文化占据了我们的精神空间。有一段时期，我们电影看美国的，电视剧看韩国的，漫画看日本的。作为一个作家，当整个社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城市发生着巨变，变成到处都完全一样的格局，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前几年我们连春节都不愿意过了，可是上千万的农民工还要赶火车回家过年。一个作家可以把这种思考写进作品里面去，可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问题，于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参与我们的文化保护、文化重构和最基本的文化建设，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这也是一种责任使然。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遇到很多困难，除了资金的困难，关键是人们意识的构建，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建立，情况还很严峻。
冯骥才：资金的问题也不好解决，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画画画得手上的骨头都凸起来了。到目前为止，只有赵文瑄给我捐了100万。非物质的应该看不到，是无形的，更容易被人们忽略。所以确立文化遗产保护日，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唤起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情怀。
文化保护责任大于权利
天津市文化局文保科陈科长：文化遗产这种财富是一种只能消费，无法生产的财富。
记者：在您看来，设立这么一个“文化遗产日”的意义何在呢？这个日子的设立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性有没有促进作用呢？
陈科长：首先，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需要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这无论对专业做这项工作的组织还是对于群众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举个比较浅显的例子，我们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而春节正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日子。作为纪念也好、提醒也好，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日子是很具有存在意义的。
记者：天津地区到目前为止在文物保护工作上有一个怎么样的成绩呢？天津目前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有哪些呢？
陈科长：前不久，国务院刚刚将天津市内六个文物保护单位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天妃宫遗址、石家大院、千像寺造像、盐业银行旧址、法国公议局旧址和梁启超旧居。除此之外，我们天津还有113处市级保护单位。
记者：目前我国的一些城市在一些文物保护单位申请成功之后，第一项考虑到的就是旅游收益，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陈科长：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文化遗产这种财富是一种只能消费，无法生产的财富。我们国家将一些文物保护单位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不是为了让它产生旅游收益，而是为了告诉全世界，我们有能力保护属于全人类的遗产。这种保护责任大于权利。
记者：目前很多人是一种“有知识没文化”的状态。比如一位作者在八达岭长城感叹良久，自认为终于找到孟姜女哭倒的长城了，马上遭到抨击，因为孟姜女哭倒的长城在山东淄博。人们对文化保护的认知程度，您觉得如何能够得到改善？
陈科长：其实，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很多人在看待这个文物时，表现出了一种趋利性，也就是说他不关心这东西有多大历史价值、有什么研究价值，他就关心我把它卖了之后能换多少钱，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很多文物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文物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所带来的财富更是无法用金钱来换算的。这种对待文化保护方面的错误态度，就目前来讲，我们只能依靠教育普及，一点一点地对我们的年轻人和下一代进行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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