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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清封建主义遗毒。为此，中央作出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扎的决定》。
同日，新华社报道：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已经全部得到改正。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三)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五、中央经多次酝酿，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一)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二)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三)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在回答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区别问题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当谈到周恩来时，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当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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