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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邓小平在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出：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积累经验。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20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搞好的关键，是前10年为后10年做好准备。
7月29日，邓小平召集胡乔木、廖承志、姬鹏飞、黄华、邓力群，就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篡改侵华历史的问题进行研究。邓小平指出：在我们宣传报道中要发消息、登文章，批驳他们篡改侵华历史这件事以及他们的观点。在文章中，要点出这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活动，是为了将来稿扩张所做的舆论准备。我们的史学界应当写些文章，法学界包括国际法专家也要写。可根据国际法和二次大战后审判法西斯罪犯的情况，证明日本确实是侵华的，篡改侵华史是违反历史和国际法的。我们所写的文章都要针对他们所说的所谓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要及时报道、转载日本各界包括教育界发表的不赞成日本文部省以及军国主义分子篡改历史的谈话、文章。今年八·一五，《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对这段历史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陈云也在会上作题为《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党的一件大事》的重要讲话。
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讨论并通过分别给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在他们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全会决定，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关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个公报是继1972年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和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之”后，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声明。
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关押受审查；后来又被定罪判刑，开除党籍；1977年病故。《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3900多万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提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四件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5年间，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报告强调指出，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党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在这同时，要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纪末的20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大会通过了胡耀邦作的报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根据新党章的规定，大会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叶剑英、陈云也在大会上就干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等问题发表了讲话。9月11日，李先念在全体会议上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希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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