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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很难”的申冤路
“一开始，没有人理睬我。”黄淑华的申冤路以不知所措开始：
她说看见了黄静尸体上有很多外伤，湘潭警方回答，那些是尸斑；黄淑华说女儿身体健康，警方随后找到了证人证明黄静有病史；黄淑华试图证明黄静准备和姜俊武分手，但这又成了一个难以证明的命题，姜俊武的父母拿出了两人在海南旅游拍下的照片，还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描述；甚至当她请法医专家得出与警方相反的死亡结论，仍然被政法委逼促尽快火化尸体……
但黄淑华一直坚持，女儿是被害死的。她的证据是她的亲眼所见和对女儿的了解。
面对黄淑华的称述和湘潭警方的调查结论，难以计数的网民很快作出判断，他们要求重新调查并几乎一边倒地“宣判”姜俊武有罪。
得到网络声援的黄淑华并不轻松。她的申冤路上有那么多“很难、很难”等着她。
2003年6月，湖南省公安厅做完第二次法医鉴定不久，雨湖区政法委通知黄淑华开会。“开会处理黄静遗体的问题，他们说经过法医鉴定，黄静是自然死亡，遗体必须赶快火化……如果不火化的话，影响湘潭市的安定团结，就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那时，在互联网上关于黄静的死因正如火如荼地讨论着，几乎所有网民都支持黄淑华再做一次尸体鉴定，找出黄静的“真正”死因。
要重新做鉴定就必须保存好尸体。
“我在会上说，如果要火化黄静，就先火化黄静的母亲，我通知很多媒体来，来拍这个历史镜头。”
或许是迫于这样的压力，强行火化没有被执行，黄静的遗体得以继续保存。
2003年8月1日，中山大学副校长，法医鉴定中心主任陈玉川带队的专家组到湘潭做第四次鉴定，得到时任湘潭市公安局局长杨建杰的口头同意。8月2日，尸检进行的却很不顺利。殡仪馆以没有接到公安局通知为由，拒绝尸检。
在与殡仪馆工作人员的争论声中，黄淑华第一次下跪。最后杨建杰再次打电话，律师李健强写下证明材料后，殡仪馆终于同意尸检。
尸检刚刚开始，几名殡仪馆工作人员又把在尸体解剖室的专家们赶了出去。黄淑华再次跪下，抱着关门的人的腿哭泣：“不让中大的专家把鉴定做完，我这条老命就拼在你这里了。”
“你看有多辛苦，多可怜……”黄静的父亲——黄国华回忆，黄淑华跪了一个小时，殡仪馆才同意继续尸检。
这种经历还有很多。现在，黄淑华能把该案里她认为的疑点连续说4个小时，但这些疑点没有人向她解释，她的耐心被愤怒一点点吞噬。
2004年春季，经过半年多的“申冤”，黄淑华来到北京上访。在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国务院，全国人大……黄淑华见到了不少和她经历相似的人。
“其他人知道我是黄静的母亲，纷纷把他们的材料给我，让我见到记者也拿拿他们的材料。黄静没有遇害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受冤枉的，我和他们比已经很幸运，能得到那么多关注和帮助。有向我咨询的，我都尽量帮助他们。至少我了解了法律程序该怎么走，还认识不少专家、律师、记者，我的人际资源是一笔宝贵财富。”
一年多后，黄淑华帮助过的申冤者名单里有了19个人。
“我为什么帮助他们”
“你怎么看福建屏南县农民起诉化学公司环境污染案，定州拆迁事件，广东梅州矿难，还有……”黄淑华面前摊开着一份湖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现在的她与三年前的普通退休教师判若两人，“对社会上的大事很留心，自己作判断。”
2004年7月，黄淑华自费坐火车从湘潭来到南昌。南昌之行，是黄淑华第一次到外地帮助他人。
两个月前，人民大学女学生周燕芬在南昌实习期间被发现缢死于出租屋内，现场没有遗书。虽然周燕芬父母数次要求，但当地警方一直不予立案，并在首次尸检后将案件定性为自杀。周家则坚持认为，女儿没理由自杀，她的男朋友有重大嫌疑。江西当地媒体对周燕芬与黄静案比照，列出多处相似点，故将此案称作“南昌黄静案”。
周燕芬父亲周玉辉把黄淑华请到南昌见面，“黄老师办黄静案有经验，我们想请她帮我们。一起呆了两天，黄老师介绍了她是怎么做的。”两年后，黄静案宣判前夕，周燕芬案件还是毫无进展，周玉辉声音低沉：“我没黄老师那么有耐性，没那么有决心。”
黄淑华当时告诉媒体，她江西行的目的是：“提升‘公众能见度’，使人们更加觉醒自己权利。”
在会见周燕芬父母前，黄淑华已经帮助过江西上高李俊案的家属，帮助过“山东黄静董春春案”的家属，还接到过大连李丽家属求助的电话，收到了青岛丁某要求帮助寻找失踪同学的电子邮件。
2004年12月，黄静案开庭前一天，湖南祁东县匡刚的家属给她打电话，坐在从长沙到湘潭的汽车上，黄淑华回答了半个多小时。
“我为什么帮助他们？第一，帮助他们对我也是心灵安慰；第二，家属努力过了，对死者才无怨无悔，无愧于心，我了解这感受；第三，鼓励家属向各部门投诉，也许以后办关联案件能把他们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第四，必须把事实公开，每个人的声音在一起才能汇成巨大的洪流，才有可能推动法制改革，为以后少发生冤案做一点事。”
去年2月，黄淑华收到一份惊喜，全国人大通过新的司法鉴定规定，当事人没有鉴定权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善。去年7月，黄淑华入选某个“全球妇女奖”候选人，她在发言词中说：“我有一个承诺，是要回报社会；我有一个心愿，是用我的努力来延续对女儿无尽的爱和思念……”
申冤三年无果，黄淑华说作为一个母亲，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姜金有
在舆论压力下学习“申冤”
与黄淑华一样，姜俊武的父母——姜金有、刘蒲英也在天天学法律，写一封封“情况反映”，每一步程序都去找有关部门交涉，“我们也伸了三年冤。”姜金有说。
2003年6月2日，案发三个月后，姜俊武被湘潭公安局刑事拘留。姜金有在给各部门的控告信中写到：“雨湖公安分局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取证，确认不够立案条件，而未予立案……网络和媒体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下达了认真调查的批示。湘潭市公安局在此压力下，要求雨湖公安分局立案……经过两次测谎，30天调查，向检察院报捕，市检察院认为不够批捕条件，但在某种压力下，做出了批捕决定。湘潭市检察院经审查，两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但公安仍未补充新的证据，市检察院于2003年12月2日通知家属放人。”
姜金有回忆，当时一名检察院工作人员给他电话，让准备几个好菜，接儿子回家。姜金有说，当时他和妻子以为可以结案，恢复以往生活了。
但很快，“一名正在湘潭检查工作的省检察院领导批示不准放。
”“我这原来还有头发，现在全掉完了。儿子被抓后我面临四面楚歌：操心儿子还要担心爱人想不开，要面对舆论的压力，还得帮助儿子克服法律的不公。”
雨湖区法院第一次通知开庭时间为2004年1月7日，之后三个月内4次改动开庭时间，分别改为1月12日，1月14日，1月24日和4月22日，但都没有开庭。“我们多次找法院，法官说没办法，领导比较重视，快了，快了。”姜金有说，直到2004年12月7日，拖了近一年才开庭。
“从开庭到宣判，又拖了一年半，每次去法院都打听不到确切消息，只能在家等。”姜金有给湘潭市，湖南省，国家有关部委，写了数十封控告信，还到湘潭市各有关单位上访，结果让他失望，“只有一次得到答复，还是口头的，是公安局长接待日那次，一位副局长让我回家等，如果案子错了，以后提请国家赔偿。”
“以为后半辈子就是搞这个事了”
2004年3月5日，关押了九个月后，姜俊武被取保候审回到了家。“在看守所里，天天盼出去，可那扇铁门就是不开，我坐在那里没有帮助，苦不堪言。”
姜俊武的母亲刘蒲英自案发后就没有上班，“天天在家哭，眼泪没干过。以前吃了上千元的减肥药没效果，儿子被关进去以后立即瘦了十多斤。”
姜金有成了家里唯一有能力“申冤”的人。他开始学习上网，从网上收集信息，姜金有的弟弟也常帮他上网浏览新闻，“每天都在打印材料，打印费就花了一千多元。”姜金有还考虑过建一个网站，“名字就叫‘真相’，但没人维护，而且费钱费精神，还不一定有结果，就没有建成。”
在姜金有整理的材料里，有一封2004年12月10从广东南海邮寄的信件，信的署名是“愤怒到极点的人”，全信只有150多个字，充斥着“代表所有有良知的人诅咒你断子绝孙，你和父母不得好死，出门被车撞死……”的字句。
“当时舆论压力很大，法律不给我们公正就上访一辈子，我以为后半辈子就是搞这个事了。”姜金有说，“不过，渐渐地网上的声音开始平衡，对我们有利的言论也开始出现。”
如何开始新生活
2004年3月5日，姜俊武被取保候审，一年后改为监视居住，有效期六个月，“到期后，监视居住实际上失效了，但每周我还是去法院点名报到。”在家的日子里，姜俊武深居简出，“偶尔和朋友吃夜宵，天天呆在家，很少出去，也没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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