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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本报时政版曾以《全新干部考核体系即将公开》为题，报道我国即将启动全新的选官模式，改变唯GDP论英雄的评价方式，民意调查等方式也首次进入干部考察程序。
7月6日，新华社披露，中组部已印发实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要求在目前的全国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中正式推行。
这一文件的正式颁布，意味着酝酿已久的“考”官新法，终于正式登场。
新办法是在何种政治背景下出台？它对选拔官员，乃至校正发展方向，将会有何影响？这一考核办法，瑕瑜何在？本报约请曾参与设计官员考核体系的中央党校辛鸣博士，以及对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此进行解读。
记者：为什么不再以GDP论英雄？
辛鸣：发展是硬道理，一直贯穿于28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去年已超过英国，排在了全世界第四。但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经济轻社会的不均衡现象，这是由于对如何发展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些地方甚至为发展而发展，发展被片面理解成为了目的。这一切根源于过去的政绩观出了问题。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出台，看来是对这种势头的纠偏。
辛鸣：科学发展观对纠正官员头脑不正确的发展观是一剂良药，但也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举个例子，一两年前我去中部某省给市长们讲课，一位市长就讲，“谁按科学发展观发展谁是傻瓜”。他说你看，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路线啊，但我按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来发展，我的速度能快吗？到了年底，别说了，准备辞职吧。
记者：有句老话，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关键。
辛鸣：可以清楚地看到，导致官员对发展理解偏差的不是市场而是利益与考核。在原有的官员考核体系下，要推行科学发展观难度很大。中央为什么每年都要宏观调控，而且力度一年比一年大，行政色彩一年比一年强？使用这么高压的行政手段，有些发展偏差还是控制不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地方领导，嘴上在喊拥护，实际上却不动窝，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没有组织保障，所以出台新的干部考核办法，就是用具体制度来推动，不换思想，就换位子。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个新考核办法中，引入了民意调查，这是国外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关于这您怎么看？
辛鸣：其实这个办法里，我觉得另一个亮点是体现了“三民”，第一是对干部选任更重视民主的程序；第二是更重视倾听民意，有了专门的对干部的民意调查；第三就是对干部的考核更强调民生，不是单看GDP的增速有多快，更看发展能否实现民众福利最大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记者：考核办法中还有个新的提法：干部“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作为14个考评要点之一。
辛鸣：这说明目前社会利益日益分化，利益群体日益多样化，执政党有意要通过这样一个考核办法，选拔善于处理利益关系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考核体系，往往透露出社会的阶段性特征，计划经济时期要求我们的干部根正苗红听党的话、一声令下往前冲；后来改革初期我们需要有一批敢想敢闯敢干的干部，用小平同志的话说，硬着头皮先发展起来再说。现在的阶段是初步解决了物质温饱问题，下一步是精神温饱问题，也就是民众对自身权利和权益日益重视的情况下，需要的干部是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善于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等方面有明显改善与进步。
记者：新考核办法可以起到多大促进效果？
辛鸣：通过一个考核办法来选拔一批干部，从而转变目前这种执政方式，作用不能过分夸大，离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选拔干部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记住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制度好可以让坏人不能干坏事，制度不好可以让好人干坏事。目前中国已进入一个制度创新的攻坚期，既然制度问题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我们就应该下大决心进行改革。
记者：那么从学者的角度来分析，新考核办法中尚有哪些可改进之处？
汪玉凯：在考核办法里，还应加强用人失察的追究制。这样反过来又是对组织部门的一个制约。允许在用人问题上出现一种博弈。不能说上面领导人推荐一个人，组织部门就办事去了。这方面新办法里作了民主推荐、民意测试的规定，但对责任追究还没提及。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吸收教训，马德不是说，他在卖官买官时，表面上不但没有违反组织制度，样样按程序走，而且还有制度创新？这说明我们过去的制度缺乏硬约束与纠错机制。
记者：现在引入了民意考察这个程序。
汪玉凯：建立干部考核方面的硬约束与纠错机制，首先就要把民意引进来，这是一个好方法。但规定只有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作为对象，所以我认为还需要扩大民意渠道，让公众来制约干部的选拔。
光有民意的表达渠道还不够，接下来必须信息公开。如果把一个干部为什么合格、为什么升迁的考核信息都向公众公布，那么就会形成良好的纠错机制，黑箱操作就没有空间，用人失察、带“病”提拔的概率在公众监督下会降到最小。
这次条例里加大了对老百姓表达的力度，接下来应该引入的，我认为是要有罢免机制。
记者：在罢免和调动中，决定权在上级党委。
汪玉凯：我的不少学员是地方官员，发现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调动过于频繁，使地方施政缺乏长期性与稳定性。例如中部某市，十年换了七个市长，七个市长没有一个是干满任期的，有的干两年三年，有的一年不到就走了。所以在干部考核与升迁中，应加入任期稳定性要求。
记者：这样官员在施政时会少一些急功近利。
汪玉凯：不宜因某干部在这个城市干出几件漂亮事，还未满任期就调任升迁，对官员的考核选拔应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特别是对各级人代会选举出的官员，不应超越法律来干预。地方任期五年一届，除非特殊情况，不要过多地调动。
记者：另外，新考核办法中有没有涉及官员惩治或者退出的内容？
汪玉凯：目前的办法中，还缺少官员的退出机制。我给澳门的官员上课，他们告诉我，如果在下一届政府中不续任，仍然有一套技术层面的待遇，会有合适的退出途径，而我们目前还欠缺，造成一些干部退到二线后无事可干。
当然，这只是行政管理技术上的一些建议。根本上来说，目前行政问题不在行政，而是需要政治体制上的革新。过去改革的中心是经济体制，而到了今天，人们发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带不动其他改革了，政府改革成为所有改革的聚焦点。因为人们发现中国的几乎所有改革，最终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些改革能否真正推进，取得成效，与政府自身的作为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用以行政管理体制为中心的改革，带动其他改革，将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也成为决定其他改革(包括官员考核这样的具体改革)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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