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毁灭性大地震，全市建筑顷刻间化为一片废墟。
从3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拒绝援助到三年前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共抗“非典”，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段真实的记忆。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之际，对30年来中国与国际救灾援助的关系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30年来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开放历程，乃至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发展的脉络。
2003年春夏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非典”肆虐华夏大地。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向中国伸出援手之时，中国政府不仅热情接受国际援助，而且积极主动地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共抗“非典”。
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对受灾国家和人民给予了及时、积极、真诚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向受灾国提供价值2163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和现汇援助，不久后又追加5亿元人民币的救灾款。这是中国政府及民间第一次对外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救灾捐助。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导致美国新奥尔良地区损失惨重，中国政府向美国灾区人民提供500万美元救灾援助。这是中国首次向发达国家提供救灾援助。2005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后，中国政府迅速提供救灾款物，并派出多批搜救、医护人员赴巴地震灾区参与国际救援。
今天，援助与被援助——这样的国际救灾活动在人们眼中是合情合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将史书翻回30年前，却并非如此。在1949年以来的历史上，我们曾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我们曾以“勒紧裤腰带，不靠外援，自力更生”而骄傲。当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发生了变化时，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许多年轻人甚至不太清楚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往事……然而事实依然清晰地记录在共和国微微泛黄的史册中。这段历史绝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因为她曾经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见证着共和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历史不应被轻易遗忘，因为我们都从昨天走来。
1976：唐山，这座上百万人的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整个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说“不”……
记忆中的1976年夏天格外闷热，大地蒸腾着湿热。此时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只是当时人们尚不知晓罢了。4月5日，在天安门发生的一切唤醒了人们心中蕴积已久的希望。酷暑骄阳下一切都在躁动，躁动中又潜伏着不安……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仍在沉睡。
这座河北最大的重工业城市，以占全国万分之一的面积和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百分之一的产值，拥有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可谓中国国民经济大厦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然而，一秒钟之后——
有如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
唐山上空电闪雷鸣，大地上狂风呼啸。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在地震中242769人丧生，164851人伤残。可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以上，而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无法计算。从唐山赴京的求救人员风驰电掣地赶到中南海，一见中央领导就哭着喊：“首长啊，唐山全平啦……100万人，至少有80万还被压着呐！”在场的人都哭了……
整个华北在剧烈震颤。
整个华夏大地在剧烈震颤。
整个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波！
在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
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
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称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
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宫泽喜一外相的建议，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外务省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宫泽外相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孝川，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
地震过去了好几天，中国却还没有向任何国家提出求援。敏锐的国际舆论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中国的反应：
7月30日，美国《新闻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通讯社报道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很大损失。这使人几乎不容怀疑，一定需要做出巨大的救灾努力。中国决心自己解决它的问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也指出：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自力更生，这是他们的民族风格……
果不其然，在上述两篇社论发表的同时，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谢绝外援。
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日本共同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因：“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意味着中国委婉地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这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当时却似乎显得豪情万丈。1976年，中国依然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当时许多人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别的国家发生灾害，我们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他们；而我们自己受灾，就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潮之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1980～1981：中国遭遇严重水旱灾害，第一次谨慎向外传达了愿意接受救灾援助的信息。敏感的外电立即指出：“这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首次要求国际援助！”“中国终于抓住援助之手来应付灾害。”
事隔短短四年，人们的思想就起了变化。
1980年，中国遭遇“南涝北旱”灾害，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全国受旱面积3.92亿亩，成灾面积1.87亿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罕见的大旱。与此同时，南方的长江流域多处洪水滔天。仅湖北一省的洪灾就淹没农田4283万亩，粮食减产31亿公斤，棉花减产265万担。多个省份的数百万受灾群众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物资的到来。
情势逼人，外事部门首先意识到争取国际救灾援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0月，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民政部和外交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提出“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向我灾区提供人道性质的援助”。国务院批准这一请示，并确定了如下方针：对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可适当地争取，可及时提供灾情(包括组织报道)，情况严重的亦可提出援助的要求。此项工作对外由外经贸部归口，内部事宜由民政部归口。
这一方针很快落到了实处。11月，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河北和湖北正分别遭遇严重的旱灾和水灾，数百万民众正处于饥荒之中。这一消息在当时的国内报道并不占有显著位置，甚至被许多人所忽略。但外电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并迅速做出评论。《泰晤士报》一语点破这一外交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这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首次要求国际援助！还有国外舆论指出，“中国终于抓住援助之手来应付灾害”，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不再认为接受援助就是承认自己无力承担整个救灾工作。不过，这些评论略有偏差。向联合国救灾署反映灾情确实隐晦地表达了中国要求援助的意思，但中国还没有主动、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