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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百姓讥为“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的陕西省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近日在西安受审。她5年时间卖出27顶官帽，卖价高达106.9万元。而在27名行贿者中，有两人的做法“别具一格”：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的行贿款是从朋友处借来的，麻街镇党委书记唐康勋的行贿款居然是从信用社贷来的。
这是一则令人震惊且耐人寻味的新闻。卖官收入是典型的黑钱，而买官的“投入”大多来路不正。可惜很少有人专门对此进行统计分析，从腐败的投入与产出、风险与冒险的关系上求解出那道官场哥德巴赫猜想——古今中外为何有无数贪官像飞蛾投火一样买官卖官铤而走险？
有种现象可以提供比较：随处可见的公路收费站，大多理直气壮地挂着两排大字：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坐守比印钞机速度还要快的收费站，不少地方演绎出没完没了的“收费站经济”，原本3年就可收回成本，却要收取10年、20年，狂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暴利。贪官们显然学会了这等窍门——官场潜规则是“能上不能下”，一日提拔则终身为官，他们不惜贷款买官跻身高位，是幻想自己能像某些地方的公路收费站一样，变本加厉、毫无期限地当官还贷、名利双收。
腐败是一种无耻投机，腐败是一种豪赌行为，腐败是一种违背道德人伦的风险投资，腐败是一种带血的天价利润……这在张改萍、刘志善和唐康勋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唐康勋敢于从信用社贷款买官，更是看中了腐败收益的金字塔定律——越腐越升，越是升向权力的金字塔尖，获取的腐败收益就越大，暴露的风险几率就越小。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马德案中，位于塔尖的市委书记马德受贿金额为600万元，而265名行贿者平均每人投入不到3万元；在张改萍卖官案中，张改萍收入过百万，而唐康勋贷来的行贿款不过两三万元……这种金字塔结构背后其实暗藏两种玄机：一是唐康勋之流花几万元钱买来官帽后，或转手卖出更小的官帽，或贪污受贿，获利绝对高于其当初的买官投入；二是欲壑难平的小贪官总期望成长为大贪马德、张改萍乃至超级巨贪韩桂芝、田凤山和成克杰，区区“原始股”就能暴涨为金山银山难换的“权力股”。
买来的官，只会是金钱的奴隶、腐败的黑手、捞钱的能手，绝对不可能心底无私为民谋利。在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区委书记杨毓培卖官案中，镇官刘恒送了存款搞贷款，甚至把父亲的住房作抵押贷款送给杨毓培，如愿以偿升任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他从权力收银台上弄到的黑钱则数倍于此。权力使人疯狂，“贷款买官、当官还贷”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扭曲的“官念”，但愿这种极端的扭曲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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