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同志为康复村作的题词。
付平生(右1)是康复村里的“著名音乐人”，经常会有二胡爱好者慕名而来和他一起演奏、一起创作。
屋内的家具设计得比较低矮，村民坐在轮椅上洗碗也不会感到丝毫不便。
康复村的人们
古玩爱好者李建设
“明年到北京参加赛宝大会”
地震之前，李建设在唐山市柴油机厂上班，地震后开始对摆弄古玩产生浓厚兴趣，他是康复村里的“古玩大师”。
“我是和一位行家学的古玩鉴赏，和师傅学了几年以后，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就基本上可以鉴定出来了。”李师傅告诉我们，当时50元买的一面铜镜现在已经升值到5万元。
在李建设家里，几十件古玩摆放在外面的房间，瓷器、书画、古董、花瓶等琳琅满目。李师傅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很多已经被他收藏起来，移到了库房里。
李师傅说：“中央电视台将会在明年举行一次赛宝大会，到时候我一定会去北京参加，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收藏的宝贝。”
体育运动员王宝占
曾获三枚远南运动会金牌
王宝占不但是康复村首任村长，同时还是村里的体育明星。
1988年，王宝占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国际马拉松比赛。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中国还没有为残疾人设置这个项目，连比赛时用的轮椅也没有。王宝占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28名的好成绩。“我已经相当满意了，比赛结束后，我便把比赛时用的轮椅一同带了回来。”
王师傅还给我们展示了他在1994年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比赛时获得的金牌。他参加了铁饼、标枪和铅球三个项目，全是第一名。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曾亲自到他家慰问，并勉励他要继续努力，争取再创佳绩。
二胡演奏者付平生
“我以为这辈子拉不成琴了”
地震那年，付平生20岁，然而他拉二胡已经有11年了，完全是自学成才。杨村长说，如果不地震，付平生可能就进中央乐团了。
“地震后我被送到石家庄治病，1981年进疗养院，一开始只能躺在床上，我当时知道自己已经截瘫，以为再也拉不了琴了……”说到此时，付平生顿了一顿，“后来，我一能坐起来就开始练琴。”
付平生和妻子结婚之后搬进了康复村，这样一来就跟疗养院里的“乐友”们分开了。但付平生还会骑着电瓶车去疗养院找“乐友”们拉琴。曾有一些艺术团高价来请付平生进行商业演出，但他从不参加。
付平生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接受治疗期间还成立了一支小乐队，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乐队还被请去参加表演。“这支乐队最终发展成为唐山市残疾人艺术团。”付平生骄傲地说，“这可是我们一手建起来的，付出了很多心血。”
对话首任村长
“我们曾不相信能独立生活”
人物：王宝占，地震时17岁。朱德琴，地震时23岁。王宝占和朱德琴1991年结婚，1992年入住康复村。王宝占是康复村最早的发起者之一，也是康复村的首任村长。婚后第三年，他带回3枚远南残运会金牌，妻子捂着金牌笑了半宿。
《华夏时报》：您还记得搬进康复村第一天的情形吗？
王宝占：我们是第一个搬进来的。当时只有房子建好了，外面的围墙都还没建。家里只有一张床，第一天晚上，这么大一片地方就我们夫妻两人，我倒没事，她有点害怕。
朱德琴(笑)：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是终于可以有一个家了，同时又怕两个人单独生活不行。等到三四天后才有第二家搬进来。
《华夏时报》：大家没有迫不及待地搬来吗？
王宝占：一开始没有。虽然在筹建之初大家热情很高，但等到真的要搬进村了，就纷纷打退堂鼓。因为大家在疗养院生活习惯了，对于两个截瘫人员的单独生活会有些担心。说实话，一开始我也犹豫过，但是这个村是我发起建设的，我只能硬着头皮先搬进来。后来，大家意识到截瘫人员独立生活没问题，于是搬进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华夏时报》：康复村发展到现在跟你的初衷一样吗？
王宝占：不太一样，虽然绿化好了，房子也扩建了，但是我一开始希望建立的康复村并不仅仅是要改善村民生活的便利程度，我最希望的是村民可以一起就近开一家工厂或者公司，这既能自食其力，同时也能为年纪大了之后的生活来源打下基础，毕竟我们大多数家庭都是无儿无女的。
《华夏时报》：有没有想过领养一个孩子？
王宝占：很多年前我们领过一个，后来送走了，也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其实这也是为孩子好，因为我们也需要照顾，如果有了小孩，小孩免不了从童年起就有比别的孩子更大的压力，长大之后，难免会自卑，我不想让他这样，还是让健全夫妇去领养他吧，这样对孩子更好。
朱德琴：我们领养孩子没几天就把他送走了，因为照顾起他来实在困难，比方说，因为我们在床上坐不稳，一不小心就会压着他。
《华夏时报》：您认为残疾人是像这样住在一起好，还是跟平常人住好呢？
王宝占：其实跟平常人混居更好。我愿意住在这里主要是因为房子的设施方便，但这样一来，我们与外界的交流、沟通毕竟会减少，时间一长，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如果在普通的住宅楼里也能有这样的设计，那么我们就能过上更正常人的生活了，我想，这一点其实是可行的。
|
